以前总听加拿大人在那抱怨，说华人把房价炒高了，把社区买贵了，恨不得把咱都赶出去 结果这两年风向变了，那帮老外突然开始怀念华人邻居的“安静”和“多金”。为因为新来的那一波“南亚大军”，直接教他们重新做人了 加拿大的移民结构在近五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25年8月，印度裔人口已达到500万，占加拿大总人口的12%。 2023年一年，印度有42.7万学生签证、大量探亲陪读临时签证和14.3万永居签证获得者入境，全年入境的印度人规模显著，这个数字是同期华人移民的四倍之多。 这些新移民高度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等大城市，多伦多部分核心区域的印度裔比例已超过60%，街道上随处可见印度餐馆、服饰店，多伦多隔壁的宾顿市还竖起了16米高的印度教“猴神”哈奴曼神像，让老居民恍惚间以为置身印度。 就业市场的挤压最为直观，曾经被本地青少年视为兼职首选的底层岗位，如今已被南亚移民大量占据。 加拿大国民咖啡店TimHortons的不少门店，员工主体已变成20多岁的印度移民，他们倾向于合住降低生活成本，这种生存模式让本地白人青年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更令人无奈的是，部分印度裔老板存在倾向雇佣本族人的情况，安大略省一家TimHortons门店的印度裔老板，就曾解雇了工作16年的白人老员工，换上印度籍员工。 还有印度裔经理试图以2万加元胁迫17岁白人女员工与自己弟弟假结婚，以帮助弟弟获取永久居民身份，这类事件让本地年轻人就业难度陡增。 住房市场的压力同样不容忽视，尽管2025年1月加拿大整体平均租金略有下降，但多伦多、温哥华等南亚移民集中区域的租金仍居高不下。 大量移民的合住需求推高了局部房租，原本可以轻松承担的单身公寓，如今租金涨幅让普通加拿大人难以承受。 而这种住房压力背后，是移民结构的差异：早年华人移民多为中产以上阶层，要么携带大额资金购房置业，要么凭借高技能获得高薪工作，他们的消费能力是拉动经济而非单纯挤占资源。 而现在的部分南亚移民中，存在低技能劳动力和“挂名留学生”群体，他们的目标不是长期投资，而是以最低成本获取身份，这种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住房资源紧张。 医疗系统的压力让加拿大人深有体会，加拿大原本的预约制医疗体系，在人口激增后不堪重负。 BC省有31万人在医疗保健候补名单上等待家庭医生，即便政府新增70名协调员加速匹配，患者平均等待时间仍需四周，“看病难、排队久”成为部分地区的普遍困境。 这种压力源于医疗资源与人口增长的严重失衡，加拿大的福利体系本是建立在特定人口规模基础上，大量新移民的涌入，让本就有限的医疗资源被快速稀释。 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趋势，加拿大部分学院为吸纳国际学生，入学门槛相对宽松，部分学校的国际学生招生量在十年间大幅增长，其中印度留学生比例较高，2023年已达42.7%。 这些“挂名留学生”的目标并非求学，而是通过留学跳板获取永久居留权，导致部分课程质量低下，这种“教育移民化”的现象，不仅拉低了加拿大的教育声誉，也让真正求学的学生难以获得优质资源。 对比之下，早年华人移民的特质此刻显得尤为珍贵，华人移民的大学学历拥有率是加拿大全国水平的两倍，超过50%的华裔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无论是商业金融、自然科学还是管理领域，都有华人的身影，华裔第二代的平均就业收入在有色族裔中处于较高水平。 更重要的是，华人移民注重融入当地社会，多数劳动年龄华人能使用至少一种官方语言，生活中低调内敛，很少出现文化冲突，他们带来的资金和技术，本质上是在为加拿大的经济注入活力。 加拿大政府的移民政策显然出现了偏差，为了追求劳动力数量和选票支持，将留学和移民通道变成了“无差别吸纳”的入口，忽视了移民质量与社会承载力的匹配。 多元包容本是加拿大的核心价值，但这种价值需要建立在合理的人口结构和资源供给之上，当移民数量远超城市承载极限，所谓的包容就变成了资源争夺的导火索。 如今的加拿大正陷入两难境地，宽松移民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尚未显现，社会资源却已被过度消耗。 部分新移民中的低收入群体财政贡献有限，给政府带来了一定的财政负担，这种资源消耗模式，让原本优渥的社会福利系统不堪重负，就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零件逐渐磨损却无法停止。 曾经被抱怨的华人移民，在对比之下成为了“理想邻居”的代名词，这并非华人突然变得完美，而是新移民潮带来的生存挤压让加拿大人重新认识了不同移民群体的价值。 当善意的移民政策脱离了实际承载力，当“多元文化”变成了人口过载的遮羞布，最终承受后果的还是普通民众。 加拿大就像吞了一块烫嘴的豆腐，既无法将已经涌入的移民全部退回，又难以在短时间内提升社会承载力，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只能让普通人在资源短缺和竞争加剧的现实中硬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