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快垮台时，一个叫程一鸣的特务开始偷偷给共产党送消息。他在国民党里的职位越来越高，后来到了台湾当上情报副头头，暗地里一直在收集军事情报送回大陆。他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机密文件，那些标着“绝密”的卷宗里藏着台湾驻军的布防图、武器库位置，他得趁没人注意时用铅笔在报纸边角画小记号，比如把“高雄”写成“高兄”，“弹药”写成“药材”，晚上带回家夹在孩子的课本里。第二天让保姆送到指定的杂货店，老板娘会把课本收进柜台，过三天再还回来，里面夹着新的指令。有次保姆生病，他只能自己去送，刚到杂货店门口就看见两个穿便衣的人盯着，他假装买酱油，手抖着付了钱，走出三条街才敢回头。回家后孩子问他为什么买酱油不用布袋装，他说忘了，其实酱油瓶底贴着张写着“货已收”的小纸条。当上副头头那年，上司让他安插眼线去大陆，他故意推荐了三个根本没能力的人，结果全被大陆抓了，上司骂他眼光差，他低头写检讨，心里却想着又少了三个祸害。有回妻子翻他公文包，发现一张画满记号的报纸，问他这是什么，他抢过来塞进灶膛，说废纸，其实那上面有刚抄的军舰调动时间。 程一鸣的日子，是踩着刀尖过的。身居情报系统核心，身边全是嗅觉灵敏的“老狐狸”，哪怕一个眼神不对、一句话说漏嘴，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他不敢跟妻子说实话，看着孩子天真的笑脸，夜里常常辗转难眠——他怕自己哪天突然消失，这个家就散了。可每次想到大陆百姓盼着统一的眼神，想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那些恐惧又会被一股韧劲压下去。他见过太多底层士兵被当炮灰，见过官员们中饱私囊、鱼肉百姓，这样的政权，早就该被推翻。 有一次，台湾军方要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布防图是特级机密，只有他和另外两位高官能接触。他趁办公室没人，把图上的关键阵地、火炮位置用针尖在白纸上扎出微小的孔洞，再覆上报纸拓印记号。正忙着，门外突然传来上司的脚步声，他手疾眼快把纸塞进鞋底，强装镇定地整理文件。上司进来寒暄几句，目光扫过桌面，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那一瞬间，他甚至想好了最坏的结局，可骨子里的信念让他没露出半点破绽。 这样的惊险不是一次两次。随着他职位越高，能接触的机密越多，被怀疑的风险也越大。有个下属总觉得他“行事古怪”，好几次故意在他办公室逗留，试图发现蛛丝马迹。程一鸣干脆顺水推舟，装作贪财好利的样子，收下下属送来的烟酒，甚至偶尔在公开场合抱怨“薪水太低”，用伪装的平庸麻痹身边的人。没人会想到，这个看似贪图安逸的情报副头头，心里装着的是家国大义。 他传递的情报，一次次为大陆提供了关键参考，让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可这份功劳，他只能烂在肚子里，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能说。妻子总埋怨他“忙得不着家”，却不知道他每一次晚归，都可能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孩子觉得父亲“严肃又神秘”，却不知道那些被父亲藏起来的“废纸”，承载着怎样重要的使命。 很多人会问，他明明可以凭着职位享受荣华富贵，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答案其实很简单——他看透了国民党的腐朽，坚信新中国能给百姓带来希望。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有太多人选择明哲保身，而程一鸣选择了一条最艰难、也最伟大的路。他不是天生的勇士，只是在关键时刻，守住了自己的良心和信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