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56岁溥仪迎娶38岁女护士李淑贤。 这场婚事在北京城引起不小的动静，毕竟新郎曾是紫禁城的主人，新娘却是普通医院的护士，身份的巨大落差让人们忍不住猜测，这段婚姻能走多远。 溥仪从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后，一直住在妹妹家。 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每天和旧档案打交道，心里却盼着有个属于自己的家。 经朋友介绍，他见到了李淑贤。 那天李淑贤穿着蓝色工装，头发梳得整齐，说话轻声细语，溥仪后来跟人说，是她眼里的平和打动了自己。 1962年5月1日，婚礼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没请太多人，桌上摆着水果和糖果，溥仪穿着中山装，李淑贤穿了件红色碎花衬衫，两人站在一起，倒像是街坊邻居家的普通夫妻。 新婚夜里，李淑贤却觉得有些不对劲。 溥仪没像她想象中那样说贴心话，反而开了屋里那盏100瓦的大灯泡，坐在桌前看起了书。 她催了几次睡觉，他总说“再看会儿”。 夜里她迷迷糊糊醒来，发现溥仪站在床边，借着灯光闻她的头发。 她心里咯噔一下，想问又没好意思开口，只当是他年纪大了，认生。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李淑贤发现溥仪总往医院跑。 有回她悄悄跟在后面，见他进了协和医院的内分泌科，出来时手里拿着个小药瓶。 她趁溥仪不注意，偷偷看了药瓶标签，上面写着“丙酸睾酮”一种荷尔蒙注射剂。 那一刻，她想起新婚夜的100瓦灯泡，想起他闻头发的举动，心里那点疑惑突然有了答案。 她把药瓶摔在桌上，问溥仪到底怎么回事。 溥仪低着头，声音发颤，说自己小时候在宫里被太监折腾坏了，早就没了生育能力，这些年一直靠打针维持精神。 李淑贤坐在床边哭了一下午，她38岁了，就想找个能依靠的人，生个孩子，过安稳日子。 可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 她收拾行李想走，溥仪拉住她的手，说“我知道对不起你，但我会用一辈子补偿”。 她看着这个曾经的皇帝，如今头发都白了大半，眼里满是哀求，心到底软了。 她把行李放了回去，只是从那天起，两人分房睡，成了特殊的“室友”。 日子慢慢过下来，李淑贤发现溥仪真的在变。 他学着用蜂窝煤炉子做饭，炒的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却每天准时端到她面前；他把工资都交给她，自己只留几块零花钱；她上夜班，他就坐在客厅等，灯一直亮到她回来。 1964年溥仪得了尿毒症，李淑贤请了长假照顾他，每天给他擦身、喂饭，就像当年在医院照顾病人一样。 有回溥仪疼得厉害，拉着她的手说“下辈子，我一定做个正常男人娶你”，李淑贤没说话，只是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 1966年夏天，红卫兵闯进家里，说要抄溥仪的“黑材料”。 李淑贤把溥仪那些宫廷旧照片和回忆录手稿藏在床板下，挡在红卫兵面前说“他现在就是个普通老百姓，这些都是他写的材料，交给国家的”。 红卫兵翻了半天没找到“黑货”，骂骂咧咧地走了。 那天晚上，溥仪抱着那些手稿哭了，说“要不是你，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1967年10月，溥仪躺在病床上，已经说不出话。 李淑贤把他最喜欢的那本《我的前半生》放在他枕边，书里夹着他们唯一一张合影那天阳光好，溥仪穿着中山装，她穿着碎花衬衫，两人站在政协礼堂门口，笑得有点拘谨。 溥仪看着照片，手指轻轻动了动，像是想抓住什么。 没过多久，他就咽了气。 后来很多人劝李淑贤再婚，她都摇头。 她守着那间老房子，把溥仪留下的书一本本整理好，放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 有回邻居看到她坐在灯下，手里拿着个100瓦的旧灯泡，用布擦了又擦。 灯泡的光昏黄，照在她鬓角的白发上，也照在书架上那本《我的前半生》上。 或许对李淑贤来说，这段始于意外的婚姻，最终没能给她想要的孩子和完整的家，却给了她另一种依靠那种在风雨里互相撑着，谁也没放开谁的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