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在飞行的途中，飞行员雷纳德一直暗示张学良，只要他下命令，飞机就可以立马掉头回西安。可张学良却视而不见，错过了这一次逃出生天的绝佳机会。 1936年12月26日，飞机里头正在进行一场赌注，开飞机的是欧亚航空的老手，美国雇员罗亚尔·雷纳德。在这趟特别的飞行中，飞机的实际控制权就在每次看似普通的眼神交流中摇摆不定。 后来人们通过雷纳德的回忆录《我为中国飞行》才知道，在那三个多小时里，如果张学良稍微动动嘴皮子，他后面的五十四年监禁生活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飞行过程中，雷纳德透过后视镜看这两位沉默的乘客，蒋介石全程没说一句话，脸色阴沉，而那个只有36岁的少帅张学良则一直侧脸盯着窗外单调的云层。 空气凝固得让人窒息，雷纳德决定打破这份危险的宁静，他试图把自己变成那把扭转乾坤的钥匙，当飞机穿越秦岭险峻的山脊时，雷纳德离开了操纵杆，走入客舱。 他先是试探性地用英语向张学良报告，称“西北方向气流更为平稳”，那是一句并不高明的暗示，眼见少帅无动于衷，他又切换成中文，这一次把话挑明了：“现在回西安还来得及。” 回应他的，只有张学良毫无犹豫地挥手——按原航线飞，这一幕被蒋介石的侍卫官项传远默默记入日记，虽然当时并未详述对话的深意。 到了襄阳上空，机会的窗口再次开启，这次雷纳德做得更露骨，他拿着航图直接指给张学良看，在那张早已烂熟于心的地图上，他的手指在西安的位置重重画了一个圈，压低声音提醒：“我们的油料足够返航。” 机械师艾利克森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中证实了这个惊心动魄的细节：当时的蒋介石显然捕捉到了某种异常的苗头，神经紧绷，而张学良却极快地岔开了话题，只谈飞行技术，绝口不提航向。 最令人屏息的博弈发生在即将抵达洛阳前，雷纳德祭出了他作为飞行员的最后一招——他故意减速滑翔，利用引擎噪音突然减弱制造出一种机械故障的假象，在那一瞬间的寂静中，他凑近张学良抛出了最后的诱饵：“现在转向，只需要您一句话！” 然而，少帅此时却径直走向驾驶舱，那是他离改写命运最近的一步，但他开口说的却是：“委员长身体不适，务必平稳飞行。”那一刻，在雷纳德眼里，张学良像是一个溺水者，明明手里攥着救生艇的绳索，却主动选择了松开。 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在很多年后才有了解释，张学良并非不懂雷纳德的良苦用心，但他有着自己的逻辑死结：在起飞前，杨虎城曾苦劝他不必亲行，但他交出配枪坚持登机，为的是向全国自证清白——西安事变绝非夺权的阴谋。 更现实的考量是，如果放蒋介石独自回南京，东北军内部立刻就会因恐慌而分崩离析；再加上他对这位“结拜义兄”仍残存着一丝政治信义上的幻想，甚至蒋介石自己在1937年1月的日记中也后怕地写道：“汉卿若中途变卦，则大事危矣。” 当天下午5时20分，飞机缓缓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那原本该是协议达成的终点，却成了张学良漫长囚徒生涯的起点。 他刚走下舷梯，所谓的“邀请”便接踵而至，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早已备好另一辆汽车，将他带离了现场，这短短几分钟的画面定格在次日的报纸头版，而那场持续了3小时40分钟的护送飞行，其代价是整整54年的自由。 在南京傅厚岗公馆被软禁的初期，张学良曾在私下里对探访的宋子文流露过一丝迷茫：“若当时听从飞行员建议，历史会不会改写？”这份档案直到2004年才由胡佛研究所公之于众，揭示了他内心深处从未平息的波澜。 时光如流沙般掩埋了恩怨，1990年，已是91岁高龄的张学良在台北接受NHK采访，镜头前的老人眼神已显浑浊。 当记者再次触碰那个敏感的问题——为何当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只是淡淡地给出了一个军人式的答案：“那是军人该做的事。”没有长篇大论的辩解，也没有痛彻心扉的懊悔。 这趟飞行终究成了一场无法返航的单程旅途，张学良虽然在晚年恢复了自由，并于1995年定居夏威夷，直到2001年以百岁高龄离世，但他作为政治人物的生命，实则在那个冬日下午拒绝雷纳德最后一次建议时，就已经画上了句号。 信源： 《蒋介石日记》（胡佛研究所）、《张学良口述历史》（哥伦比亚大学）、《大公报》1936年12月27日报道、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档案、雷纳德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