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加尔摩综合征，原指人质对绑匪产生情感依附；而在某些政治生态中，它演变为一种集体性的精神畸变——被压迫者竟为压迫者辩护，甚至将枷锁当作信仰。哈马斯治下的部分社会心理，正是这一病态的残酷写照。 令人战栗的并不是刺刀本身的寒光，而是握刀者宣称正在“保护”你的同时，那锋利的刀刃却正一点点割开社会的肌理，当人们在这血色的迷雾中辨不清方向，一种危险的逻辑便开始像病毒一样蔓延：只要是对外的枪口足够强硬，对内的压迫便可以被原谅，甚至被歌颂。 这种景象在当下某些备受关注的动荡地带并不鲜见，在喀布尔的街头，或者加沙的巷尾，我们似乎总能听到类似的论调，对外抗争的坚韧程度，成为了衡量正义的唯一标尺，然而如果我们剥离掉那层看似悲壮的民族主义外衣，看到的内核往往是触目惊心的。 看看这所谓的“胜利”和“自主”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在一个地方，胜利的代价是半数人口的“社会性死亡”，那些原本可以在校园里读书、在职场上发光的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重新被锁回了性别隔离的牢笼；与此同时，仅仅是试图记录真相的记者会被肆意抓捕，持不同意见者则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街角。 而在另一个被长期围困的飞地，以“抵抗”之名建立起来的统治，实际上垄断了一切暴力的解释权，那里的年轻人陷入了无业的绝望，教育体系里灌输的不是如何建设家园，而是如何仇恨；连最基本的医疗体系都不得不极度依赖外部援助，民生在封闭中日渐凋敝。 但最可怕的还不是物质的贫瘠或身体的禁锢，而是精神上的集体致幻，这种致幻往往始于一种概念的偷换：把“控制”包装成“秩序”，把“苦难”美化为“荣耀”，在这种生态下，质疑统治者的施政方针变成了一件极度危险的事。 任何对于内部改革的呼吁，或者对生活困境的抱怨，都会瞬间被打上恶毒的标签，要么是被指责为“配合敌人的破坏”，要么就是“背叛了民族大义”，于是一种极度扭曲的心理防御机制形成了：被管理者开始甚至替管理者辩护。 身处贫困和高压之下的人们，依然高呼“这是我们的选择”，这种心态像极了那个著名的心理学综合征在政治层面的变体，在长期的与世隔绝和洗脑宣传中，受害者对应得的自由产生了一种陌生感，甚至恐惧感。 外来的批评被视为冒犯，哪怕是能够改善生活的自由理念，也被污名化为试图毒害他们纯洁信仰的“西方毒药”，在双重围困中，他们将其视为不得不反抗的死敌；而那个实际施加压迫的政权，反倒成了唯一的心理庇护所，沉默成了爱国的通行证，而甚至连自由本身，都被当成了背叛的证据。 这种现象让人不禁要问：我们评价一场斗争、一个政权的优劣，难道真的只看它哪怕手段再卑劣也能苟延残喘的能力吗？ 市面上总有一股犬儒式的历史观在暗流涌动，观察者们津津乐道于某方势力的“作战坚韧”、“组织严密”或是“迅速收复失地”，却刻意在这个过程中回避了对于人的关注，这种只问输赢、不问是非的视角是极其冷酷的，仿佛只要旗帜插上了城头，不管是插在喀布尔还是哪里，之前所有的暴行就可以一笔勾销。 这种将“战术成功”凌驾于“价值判断”之上的做法，本质上是在欣赏一把高效杀人的屠刀，如果没有正义的目标作为底座，所有的“勇敢”都不过是暴力的自我感动；如果没有人权底线作为支撑，所谓的“主权回归”也不过是换了一批更本土的主人来奴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历史早就冷眼昭示了一个真理：如果一个民族连内部的批判声都容不下，如果被“绑架”的人们开始歌颂绑匪的坚定，那么即便他们真的夺回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灵魂依然是跪着的。 真正的抵抗，不仅是对抗外部的侵略，更是一场对内拒绝精神奴役的漫长战役，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如果那些响亮的口号背后只剩下一地鸡毛的民生和噤若寒蝉的舆论，那么不管口号喊得再响，离现代文明的距离也只会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