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0年，地下党崔景岳被捕后，密信落入敌人手中，但密信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崔景岳说：“我给你们显字。敌人开心坏了，本以为可以钓到大鱼。然而，不久，敌人就后悔了.... 1940年，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的审讯室内，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焦躁，特务们手里这张空白的信纸，是从交通员江生玉身上搜出来的，江生玉已经在严酷的威逼利诱下崩溃叛变，指认这封“无字天书”出自被捕者之手，且关乎整个宁夏地下党的机密。 面对急于破译的敌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崔景岳，利用了敌人贪功心切的弱点，他假装害怕，提出用特定的药水处理才能显影。 当那张承载着无数同志安危的纸片化为乌有，敌人的一腔狂喜瞬间冻结成冰，他们意识到被耍了，但为时已晚——这张纸永远变回了真正的“白纸”，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为了这一刻的沉默与周旋，崔景岳实际上已经在这场不对等的战争中独自支撑了许久，将视线拉回到那张黑纸出现的几天前，整个宁夏地下党组织的崩塌，并非始于外部的强攻，而是源自内部的腐蚀。 那是个看起来寻常的夜晚，1940年4月13日，崔景岳正在家中晚餐，名叫马云泽的人送来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极为简短且极具诱惑力：“老崔，星期六在省城不见不散，有要事商量。”落款是杜琳。 此时的崔景岳并不知道，那个他曾经并未察觉异常、还曾有过数次工作接触的杜琳，早已不是同志，那次“周六之约”是一个陷阱，当晚崔景岳回到家便遭伏击，特务破门而入，将其拷走。 杜琳的骨头比预想的要软得多，在这个叛徒的供述下，抓捕名单像瘟疫一样蔓延，宋澄堡、董府等多名地下党同志相继落入魔掌。 在一片背叛与软弱的混乱中，坚持把自己伪装成普通商人的崔景岳，显得尤为刺眼，无论是在初审时的抵死不认，还是后来遭受酷刑被冷水一次次浇醒，他始终咬定自己只是个做买卖的生意人。 如果不是后来交通员江生玉也没能扛住刑讯，供出了他的真实身份和那封密信的来源，特务们或许真的一筹莫展。 崔景岳之所以能在这种绝境中展现出惊人的心理素质，并非偶然，他的这种坚韧早在七年前那个动荡的陕北就已铸就。 1933年，那是陕西革命极其黑暗的一年，省委遭受重创，很多同袍入狱，革命形势岌岌可危，就在那样大厦将倾的时刻，出身陕西旬邑东涧村普通农家的崔景岳没有选择退缩。受小学恩师、党员许才升启蒙而投身革命的他，毅然从陕甘边区逆行回到西安。 在那里，他与孙作宾、胡振家、余海峰等同志像在废墟上寻找火种一样，一点一滴地寻找失散的党员，重建破碎的组织。 这种在危机中重建秩序的能力，也被他带到了宁夏，1939年，日寇侵袭绥远，宁夏局势骤然吃紧。 作为新任的工委书记，崔景岳不仅在银南、银北迅速铺开了组织网络，还在教育界悄无声息地播撒下革命的种子。 这也是为什么敌人哪怕只有一丝希望能撬开他的嘴，都不惜动用最残酷手段的原因——他脑子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张网。 然而，无论特务们如何施暴，无论是在最初的联合督察处，还是后来环境更为恶劣的宁夏第一模范监狱，他们得到的只有那个关于“五倍子水”的戏弄和无尽的沉默，那个曾经把纸染黑的男人，心也像铁一样硬。 恼羞成怒的敌人最终失去了耐心，在那个寒冷的牢狱中，他们曾试图最后一次通过让他签署“反共宣言”来换取生路，但这对于一个在1933年的低谷期都未曾动摇过信仰的人来说，无疑是痴人说梦，他拒绝了所有所谓“活”的选项。 1941年4月17日的深夜，行刑的时刻到了，即使是在被枪口指着跪下的最后一刻，崔景岳依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乞怜。 在那张已经被他毁掉的白纸背后，是他留给敌人永远无法解开的谜题，也是他对信仰无声而震耳欲聋的回答，枪声响起，那个在审讯室里如磐石般坚硬的灵魂，永远地定格在了历史中。 信源：旬邑县人民政府 永宁县人民政府 沧州日报旗下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