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打完了，事就完了？ 乌克兰前总司令扎卢日内最近发出警告：等俄乌冲突一结束，乌克兰可能马上就得面对另一场危机，内部动乱，这话可不是随口说说，扎卢日内直接点出了最让人不安的因素，那些从前线回来的士兵。 扎卢日内特别提醒，国家要准备好应对“大量退伍军人的社会适应问题”，这可不只是安排个工作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心理、经济、社会认同等一系列难题。 想想看，乌克兰现在有上百万人穿着军装，再加上国民警卫队、边防部队等等，战争结束后，这么多人要重新回归普通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更棘手的是，很多人在前线经历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创伤，乌克兰社会政策部2023年的一份报告就提到，超过30%的退伍军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可国内的心理健康服务资源根本不够用。 这些士兵们离开战场，面临的却可能是另一场“战斗”，找工作时的异样眼光、夜里挥之不去的噩梦、还有那种“既不属于战场也不属于日常”的迷失感，如果不妥善处理，这些个人困境很容易演变成社会问题。 其实退伍军人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战争就像一面放大镜，把乌克兰社会原本就有的裂痕照得清清楚楚，东西部的差异、语言认同的分歧、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这些矛盾在枪炮声中被暂时搁置，但从来就没有消失。 战争期间，整个社会都处于“紧急状态”，大家目标一致，分歧先放一边，可一旦战争结束，社会要从“战时模式”切换回“平常模式”，这个转换过程本身就充满张力。 战时形成的各种民兵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战后如何整合？他们在战争中立了功，和平时期他们的地位和权益怎么安排？这些问题处理不好，都可能成为新的矛盾点。 历史给我们上了不少课，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经历过艰难的社会重建，而南斯拉夫的解体，则展示了战争创伤如何导致长期的社会分裂。 美国的越南战争老兵回国后，因为缺乏足够支持，很多人陷入心理健康危机，甚至影响了几代人。 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战后社会的成功重建，关键之一就在于如何安置和接纳那些从战场归来的人，这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比如心理咨询、职业培训、就业机会，更需要整个社会的理解和包容，如果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当作“问题群体”，反而可能加剧他们的边缘感。 扎卢日内的警告，其实也是给乌克兰提了个醒，现在就该为战后做准备了，幸运的是，一些工作已经开始：政府正在筹划建立专门的退伍军人事务机构，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制定就业优惠措施等等。 但真正有效的方案，必须是系统性的，战后的重建不仅是重修道路和桥梁，更是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建整个社会的信任网络，这需要从上到下的共同努力，政府要有清晰的规划，社会组织要积极参与，而我们每个普通人，也需要准备好以开放的心态迎接那些从战场归来的同胞。 说到底，战争的结束远不止是停火那么简单，真正的和平，是一个需要精心构建的复杂状态，它意味着社会能找到一种方式，容纳所有战争留下的记忆和创伤，让每个人都能在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乌克兰面临的这条路注定不平坦，但如果能正视问题、提前规划、全社会共同努力，眼前的挑战也可以转化为社会重建与进步的契机。 毕竟，一个经历过战火考验的社会，同样有机会锻造出更加坚韧、更加包容的明天。 扎卢日内的话点醒我们一件事：仗打完，往往才是真正难题的开始，枪声停了，但社会的“内伤”才开始慢慢显现，那些被战争暂时压下去的矛盾，很可能在和平到来时以更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退伍军人问题特别典型，他们带着战场的记忆回到日常生活，这种转换本身就充满张力。 但问题不止于此，战争期间形成的资源分配方式、权力结构、社会动员机制，在和平时期都可能变得不再适用，如何平稳地完成这种转换，考验着整个社会的智慧。 乌克兰的情况尤其特殊，这场战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几乎每个家庭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这意味着战争创伤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经历。 退伍军人回归社会的过程，其实也是战争记忆回归日常生活的过程，如何处理这些记忆，将直接影响社会的走向。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成功的社会能够将共同的创伤经历转化为凝聚力的来源，而失败的社会则可能让这些经历变成持续对立的原因。 关键在于社会是否具备“修复能力”，能否建立包容的叙事，能否创造对话空间，能否设计公平的资源分配机制。 我觉得，扎卢日内警告的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提醒我们：和平是需要主动构建的，不是被动等待就会自然到来。 对于乌克兰来说，现在就应该开始想象战后社会的模样，规划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路径，这种前瞻性思考本身就是一种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