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还有一大嗜好，就是平生最爱喝浓茶，而且爱喝隔夜浓茶，他总是晚上睡前让工作人员沏好一杯浓茶，次日醒后由工作人员端到床前，喝完隔夜茶就读报，然后才起床、洗漱、吃饭。” 毛泽东的生活，看着离普通人挺远，落到细枝末节上，又挺接地气。 身边人都知道，他嘴上常挂着一句话：“生活里有四味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说得很土，却是实打实的信。 他信茶，信到什么程度呢？ 睡前要人先泡好一缸浓茶，放在床边，第二天一睁眼，先把隔夜茶咕噜咕噜喝下去，顺手翻几张报纸，精神缓过来了，才慢慢穿衣洗脸。 一天的政治大事，小半在这杯“老茶汤”后面做主。 杯子里不光有茶水，还有茶叶。别人喝完把茶渣一倒，他不舍得。 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有人亲眼看见，他批完文件端起茶杯，发现杯底见光了，往里一瞧，伸手把一撮湿乎乎的茶叶捻出来，塞进嘴里嚼得很认真，嘴角沾了茶水，还用手背一抹，那动作，活像地里歇工的老农民。 年轻卫士看傻了，李银桥只摆摆手，说在陕北他就这么吃茶叶，“既能提神，扔了才叫浪费。” 茶他也挑。 铁观音、碧螺春、毛尖，都试过一圈，翻来覆去，心里最认的还是杭州一带的龙井。 账本上能找到印子，一九六八年三到五月，他一共买了六斤茶，其中五斤写着“西湖龙井”。 工作人员每天要给他备两大瓶开水，不停往缸里添茶叶。按这样算下来，一个月能喝掉四斤多龙井，这在普通家庭眼里，已经是一整年的好口粮。 这人嗜茶，又不只在屋里转圈，工作一忙，干脆把茶端上了战场指挥部。 沙家店战役那几天，他几乎没离电话机。地图摊在桌上，电报一张一张送过来，他一边写电文，一边抽烟喝茶。 为了顶住困意，还要李银桥拿一瓶白兰地。 战役结束后算账，那三天两夜，他抽掉五包多烟，喝光几十杯浓茶，白兰地也下去三分之一瓶。 头一天，一包茶叶还要冲三次水才肯吃掉，到第三天，茶刚一冲开，他就把叶子捞出来嚼进嘴里。 那时候，茶不再是雅事，硬生生被用成了顶神用的“军火”。 战火熄下去，茶又变回茶。 茶桌上，有知己，也有天下大势。早些年在广州，他和柳亚子第一次见面，就是同桌喝茶。 此后几十年，二人聚散多回，他写《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回想起“饮茶粤海”“索句渝州”，记的还是那股茶烟里的交情。新中国成立后，五一节他抽空带妻女到颐和园看望柳亚子，两人在益寿堂喝茶聊天，又一起坐船游昆明湖。 船舱里摆着茶水、香烟和糖果，他手里一边茶杯一边烟卷，柳亚子只是捧着杯子慢慢抿。 出国访问，他也离不开这口茶气。 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零年春，他第一次出访苏联。 临行前特意叮嘱，把上好西湖龙井和各地名茶装车，还要挑苏联紧缺的蔬菜水果带过去。 到了莫斯科，早餐照常供应牛奶和咖啡，他把牛奶换成热茶，用茶配鸡蛋、黑面包、鱼子酱，吃得有板有眼。一月二十八日，他还让随员拎着两瓶茅台、两盒龙井和几条湘绣被面，到克里姆林宫当面致谢那些日夜值班的苏方警卫和服务人员。对他来说，最体面的礼物就是酒和茶。 他也看得出别人不懂茶。 去伊尔库茨克参观茶叶加工厂，发现那里的茶，无论红绿好坏，全被混在一起碾碎成粉，直接装袋卖。他回到车上忍不住感叹，说这么好的龙井、毛尖，和一般茶叶混一块粉碎，连春茶夏茶都不分，苏联人喝茶喝得挺可惜。 茶喝得多，茶园自然看得也多。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主持制定农业规划时，把“茶”放进“粮、棉、油、麻、丝、茶”等十二项生产之中，明说要各级党政把茶叶当回事。一九五五年在杭州刘庄，他瞧见院子外大片荒地，随口点了一句，“这么多空地荒着可惜，要多种蔬菜、果树这类经济作物。”浙江警卫处听进去了，把八十多亩荒地翻种成茶园和果园。 几年后春天，他再到刘庄，一进门看到茶树成片，脸上的神色明显舒展了。 一九五八年，他到安徽舒城人民公社视察，走进展览室和茶叶初制厂，问产量、问收入、问销路，临出门时指着山坡说：“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十二个字，说得不紧不慢，却把当地干部的心敲得很响。 很多年后再看，全国茶园面积一路涨，到一九七六年前后，已经接近一千五百万亩，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茶叶大国。 有意思的是，一个离不开浓茶的人，也有几次硬生生把茶戒掉。 朝鲜战场上传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他压在心里好久，见到儿媳刘思齐，小心翼翼安顿。后来通过组织介绍空军军官杨茂之，两人第一次在中南海见面，他端出的不是茶，是一杯白开水，嘴里还解释一句：“全国老百姓都在过苦日子，我已经不喝茶了，也不能用茶敬客。”话说得朴素，劲儿很足。 到了晚年，身体一天天拖不住，医生又不敢真让他彻底断茶，就在那只“单株兰”茶缸里悄悄动手脚，加一点葡萄糖，挤一点柠檬汁，调成所谓“营养茶”。 一开始，他喝着有点别扭，时间久了，也就认了这个新味道。 外人看过去，只是杯子颜色浅了些，对他自己来说，这缸茶从“提神药”变成了“续命汤”。杯子还是那只，手还是那只，岁月已经换了一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