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3年退伍，原本被安置进了供销社，结果被人“掉了包”，踢到了一家半死不活的

我1983年退伍，原本被安置进了供销社，结果被人“掉了包”，踢到了一家半死不活的机械厂。那时候，供销社的职工多牛气啊，我觉着这辈子真是亏大发了。 可谁能想到，四十年多后，我开着车路过一家福利院，蓦然发现当初顶替我的那个人，正穿着保安服在那看大门。 人这一辈子，有时候真的得信命。但命，不是老天爷定的，大多数是时代给的。 我叫李乘风，1962年出生在陕南的一个小县城。1979年底，还未满18岁的我当了兵。 下连队时被分到了通信连的有线排，说大白话就是“爬杆子”的。 原本我打算在部队多干几年，但可惜裁军风潮下来后，我们连进行了缩编，1983年底我退伍回了乡。 我是城镇户口，去当了几年兵，还入了党，算是镀了一层金，回来后大都能安置一个不错的工作。 那年头退伍回来，大家见面头一句话就是：“分哪了？”要是说“供销社”，那腰杆子都能挺直三寸。 在计划经济年代，供销社堪称“金饭碗”。红糖、白酒、副食、的确良布料，买辆“永久牌”自行车都得求供销社的人批条子。 谁家要是有个在供销社上班的亲戚，在周围人眼中，称得上横着走了。 我原本的分配单位就是县供销社，可当我兴冲冲地去县人武部领去报道通知书时，工作人员冷着脸给了我一个通知：县第二机械厂。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机械厂？那个连工资都发不全，天天跟铁疙瘩打交道的破厂子？ 我要去讨要个说法，但工作人员连眼皮都不抬，口气很不善，“上面安排好的就是这样。再说了你是党员，怎么一点纪律和风格都不讲。” 无奈之下，我只能做好去二厂的打算，但心里的气确实有些不顺。就像你本打算吃红烧肉，结果被人换成了发霉的窝头。 我爸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一辈子本本分分，“儿啊，咱家也没什么本事和关系，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去机械厂学门手艺，饿不死人。” 我的对象秀英也说：“有个工作就干着吧！你想想那些当兵的农村战友，他们退伍后只能回到农村，想求个工作也求不到，该知足了，先干着吧！” 有了父亲的鼓励和秀英的理解，我也不再抱怨了，去了二厂报到。 二厂确实不咋地，技术实力差劲，车间管理也十分混乱，人浮于事。带我的老师傅，天天请病假，我去了三个月，都只能靠自己摸索。 就在我在车间艰难度日的时候，听说那个顶替我的人，正穿着干干净净的中山装，坐在供销社的柜台后面，喝着茶水，还要接受别人的巴结。 那人也是当兵退伍回来的，但确实不如我，当兵年限没我长，没入党，在部队也没立过什么功劳。 这时候，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我不服。每当我想要松懈的时候，我就从供销社门口过一遍，看着那人的安逸日子，我心里又会燃起无穷的斗志。 没人带我，我就白天自己摸索，晚上看书学习。别的工友下班打扑克，我就在车间里琢磨图纸。 渐渐地，我的周边也有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工，大家共同学习，一起进步。反正车间管理也松散，我们就利用废料练手艺。两年下来，车、铣、刨、磨，我样样都能拿得起。 1986年二厂进行了改革，调来了一个年轻的厂长。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我的表现他看在了眼里，很快我就从一个普通工人，被他提拔为代理车间主任，一年后转了正。 时代的风向，说变就变。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来了。 曾经风光无限的供销社，因为僵化的体制，快速走起了下坡路，柜台冷清，货物积压。而我们机械厂，虽然效益也很苦难，但县里给了政策：改制承包。 1994年，我咬了咬牙，一把梭哈了这些年来的积蓄，还从信用社贷了款，承包了机械厂。这是我人生的一场豪赌，赌输了，一家老小都得去喝西北风。 我带着技术员，坐着绿皮火车跑西安、成都、武汉……我曾在客户办公室蹲了三天，为的就是让人家给我们一个样品试制的机会。 老天爷不负苦心人，厂子终于活了，订单量也慢慢起来了。 我不敢大踏步随便转型，守着几个成熟的产品，稳扎稳打，虽然规模做不了很大，但凭借多年的耕耘，在一亩三分地内还是站稳了脚跟。 2008年，儿子大学毕业，回到了厂里开始做一些新东西。年轻人脑子活，有专业知识也有市场头脑，比我做的更好。2018年起，我开始退居幕后，将事业交给了儿子。 前阵子，我去福利院送东西。车开到门口，栏杆却没有抬。这时候，保安亭里走出一个身形佝偻的老头，穿着松松垮垮的保安服，在那费劲地按遥控器。 我摇下车窗，想喊他快点。但看到他的那一刻，我忽然认出了他，就是当年顶替我去供销社的那个人。 具体他是怎么到这来上班的，我没问也不想去了解。车开过去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感到一阵唏嘘。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如果当年我顺利进了供销社，也许我现在也是个在路边下棋、等着领低保的糟老头子。 正是当年的“不公”，逼着我跳进了火坑，却让我炼出了一身钢筋铁骨。人呐，别怕吃眼前的亏，只要你不想跪着，老天爷总会给你留一条站着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