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老红军徐永卿正在一家餐馆吃饭，突然看见一个曾经的老熟人，他吓得脸色当场就变了。 那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正和跑堂的交代着什么，侧脸轮廓和十年前那个雨夜送他出城的“河下先生”重合在一起。 徐永卿攥紧了藏在袖管里的拐杖，指节泛白，这个他曾认作“救命恩人”的人，其实是潜伏多年的日本间谍。 那天餐馆里人不算多，徐永卿刚夹起一筷子青菜，眼角余光扫过门口，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桌上。 邻桌的年轻警卫员小李察觉不对，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当是普通老乡。 徐永卿却猛地起身，低声对小李说“盯着穿中山装那个，别让他跑了”，自己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就往外走，脚步快得不像个上了年纪的人。 他脑子里全是1944年那个冬夜，河下谷清用流利的中文说“徐同志，跟我走，日军哨卡我来应付”，还有后来物资运送时，那人用日语和哨兵争执的画面，当时只当是情急，现在想来全是破绽。 赶到南京军区司令部时，徐永卿的军裤都被汗水浸湿了。 许世友正在办公室看地图，见他气喘吁吁闯进来，难得皱起了眉。 听完徐永卿断断续续的讲述，许世友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没立刻说话。 这位刚处理完江浙间谍案的司令员，太清楚这种“老朋友”突然出现意味着什么。 “派人跟着，”他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记住，别惊动他，看看他这几天都接触了谁。”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响，办公室里的空气好像都凝固了。 后来才知道，河下谷清这类间谍，都是特高课按“十年潜伏”标准训练的。 他们不学开枪，专学怎么融入当地，说方言、干农活、甚至娶本地媳妇。 就像1952年李克农破获的美国间谍网里，那些披着“教授”“商人”外衣的家伙，河下谷清也用“亲中人士”的身份骗了不少人。 徐永卿想起当年在他家养伤，墙上挂着的“中日友好”字画，现在看来全是精心布置的伪装。 这个出生在日本军阀家庭的男人，从没穿过军装，却比拿枪的士兵更危险。 抗战时他组织“日侨反战同盟”，暗地里却把我军伤员转移路线传给日军；解放战争时期又装成进步青年，帮着传递“情报”，其实全是筛选过的假消息。 最让徐永卿心寒的，是那次物资运送。 河下谷清假扮日军军官带他们出城，遇到真哨兵拦截，他用日语骂了几句对方就放行了。 当时徐永卿还感激涕零，现在才明白，那根本是提前串通好的戏码。 跟踪的战士后来报告，河下谷清每天都去夫子庙附近的茶馆，和一个卖糖画的老头接头。 许世友听了没说话，只是让继续盯着。 直到第七天，那老头把一卷糖纸递给河下谷清时，埋伏的人一拥而上。 搜出的密码本里，记着南京军区几个仓库的位置，要不是徐永卿那天在餐馆多瞥了一眼，后果不堪设想。 我觉得这种长期潜伏的间谍，最可怕的就是让信任变成刺向心脏的刀，徐永卿后来说起这事，总忍不住摸袖口，那里还留着当年攥拐杖时掐出的红印。 河下谷清落网后，南京军区开了场反间谍教育会。 徐永卿站在台上，没讲大道理，只说了餐馆里那一幕：“那天他点了碗阳春面，加了两勺辣椒油，和十年前在我养伤时吃的一模一样。 可就是这碗面，让我想起他根本不吃辣，伪装得再像，习惯是藏不住的。” 后来这话被写进了反间谍培训教材，成了老侦察兵们常挂在嘴边的提醒。 现在夫子庙的茶馆还在，只是再也没人见过那个卖糖画的老头，而徐永卿当年掉筷子的那张桌子，据说后来总被来吃饭的老兵们多看两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