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狱医刘石人到女牢诊病，刚到门口，一女犯突然趔趄摔倒在他身上，并迅速塞给他一个纸团。刘石人正要扶她时，狱警走过来。刘石人只能怒骂：“找死啊，差点把老子撞到！” 这话是吼给狱警听的，嗓子眼发紧的刘石人，手心早被纸团攥得发烫。狱警斜着眼扫了扫地上的女犯，又瞪了他两眼，骂骂咧咧转身走开，没多追问半句——谁能想到，这个看似暴躁的狱医，刚把一枚救命的火种揣进了怀里。没人知道刘石人这狱医当得有多憋屈，他本是天津寒门子弟，1924年考进西北军医学校，无非是图管吃管住能活命，毕业后跟着部队辗转大半个中国，从冯玉祥麾下到后来的队伍里，半辈子背着药箱救人，从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1947年部队解散，已是中校军医的他流落重庆，没靠山没门路，被人挑剩下才塞进了这座歌乐山脚下的监狱，说是狱医，实则就是替人背锅的摆设，狱方只要求保住犯人不死，免得传染闹事，至于伤口化脓、酷刑折磨，压根没人在乎。 刚到监狱那会儿，刘石人也被叮嘱过，这些都是“危险分子”，要离远点，问诊只能隔着铁栅栏，连药品都要按颗计数。直到有个男犯突发急性阑尾炎，疼得满地打滚，他急得直跺脚，找看守长要进牢救人，却被冷冰冰怼回来“按规矩来”。那一刻他压不住火，拍着桌子撂狠话，要么让他救人，要么他立马卷铺盖走，这替罪羊谁爱当谁当。看守长怕没人接手这烂摊子，才松了口，也就是这次进牢施救，让刘石人彻底看清了所谓的“犯人”——哪是什么凶徒，分明是有骨气的读书人、有信仰的革命者，挨了酷刑还忍着疼跟他说谢谢，眼里的光半点没灭。 打那以后，刘石人的心就偏了。他开始借着问诊偷偷多塞几片消炎药，看到女牢里有个叫周泉香的女犯呕吐不止，凭着职业敏感断定是怀了孕，硬是顶着压力跟狱方要改善伙食，甚至自己掏钱买些粗粮饼干送过去。他的这些举动，全被那位塞纸团的女犯看在眼里，她就是胡其芬，时任地下党重庆工委妇委书记，1948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关进这人间炼狱里，从没放弃过向外传递消息的念头。胡其芬观察了刘石人许久，知道这人骨子里有医者的仁心，不是那种泯灭良知的帮凶，才敢冒着重刑甚至杀头的风险，借摔倒的机会递出纸团。 等刘石人趁着午休躲在诊所里打开纸团，上面的字迹潦草却有力，两行字戳得他心口发颤，表面写着“同志，我有心脏病，日后请尽心医治”，底下藏着一句“要勇敢，千万别害怕”。他瞬间懂了，这是试探，更是托付，接下这纸团，就是站在了狱方的对立面，一旦暴露，死路一条。可他想起那些被打得皮开肉绽还笑着说“革命总会成功”的难友，想起胡其芬那双看透恐惧却依旧坚定的眼睛，没半点犹豫就把纸团烧了，把嘱托记在了心里。 打这起，刘石人成了狱中难友和外界的秘密信使。他把情报折成小方块藏进药箱夹层，把越狱路线图缝进白大褂衣领，借着外出采买药品的机会对接接头人，一次次在刀尖上行走。最难的一次是当年年底，胡其芬突然捂着胸口喊疼，说是心脏病犯了，等刘石人冲进去，她借着听诊的空隙又塞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狱中有人叛变，供出了外面几位同志的住址，要他火速送信。刘石人知道这事耽搁不得，连夜借口去城里取特效药，绕了好几条街才把信送到济名妇产科医院，靠着院长朱宝翠转手传递，硬是在特务动手前保住了那些同志，而他回来时，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 难友们也把刘石人当成了自己人，知道他孤身一人在重庆，女牢的同志们趁着放风给他缝补衣裳，有人还把省下的毛线攒起来给他织毛衣，就连江竹筠同志，都把自己仅有的一块素色桌布送给了他，说等将来解放了，让他用这块布摆一桌庆功酒。这些温暖成了刘石人最大的底气，他借着开假病历、申请外出就医的由头，先后帮三十多名体弱病重的难友脱离虎口，每一次都提着脑袋办事，却从没退缩过半步。 1949年冬天，反动派败局已定，开始在监狱里疯狂屠杀，刘石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连夜偷偷磨松了几间牢房的窗栅，又在给看守用的消毒水里加了少量昏睡的药物，趁着深夜守卫松懈，帮二十多位难友翻窗逃生。他还想拿着假报告去司令部拖延时间，可终究没能拦住那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三百多位志士倒在了黎明前。万幸的是，刘石人趁着混乱逃出了监狱，躲到了乡下，直到重庆解放才敢露面。 后来幸存的难友们纷纷站出来为他作证，证明他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救助同志，让他彻底洗清了“国民党狱医”的嫌疑。1950年，他被安排到西南大学的医院工作，一辈子行医救人，直到1980年离世。说到底，刘石人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只是个普通的医者，可就是这份在黑暗里守住的良知，让他在人间炼狱里点亮了一束光。比起那些手握权力却泯灭人性的刽子手，比起那些为了活命出卖信仰的叛徒，这个敢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普通人，更让人敬佩——乱世里，守住良心，从来都是最难得的选择。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