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一场持续了4年的华人大屠杀拉开序幕，柬埔寨国内60万华人被屠杀一半，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刽子手居然具有华人血统，事后他还扬言自己是清白的！ 红色高棉进入金边。没有庆祝。没有安抚。只有命令。 全城居民被要求在极短时间内撤离。老人、病人、孕妇，被迫上路。谁停下，谁掉队，谁就消失。城市迅速变成空壳。 对华人而言，这不是单纯的战争后迁移，而是系统性剥夺的开始。 首先被取消的是身份。 “华人”这一标签，被视为危险。 随后被剥夺的是财产。商铺被查封，工坊被接管，存款一夜清零。 再接着，是语言。中文被禁止，族谱被焚毁，连私下使用母语都可能招致惩罚。 在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里，华人被视为“城市阶层”“资本残余”“不纯的民族成分”。 他们往往识字，经商，熟悉市场，这些特征，在新政权眼中，全部等同于罪名。 短短数月内，原本集中在金边、马德望、磅湛等地的华人社群，被彻底打散。 家庭被拆开。 成员被分配到不同劳改点。 很多人，从此再也没见过彼此。 如果说1975年是剥夺，那么1976年开始，便是全面清洗。 1976年1月，“民主柬埔寨”成立。 红色高棉的极端路线被制度化。 全国进入高度军事化、去城市化、去族群化的状态。 这一年，迫害开始呈现出明确的对象性。 华人、越南裔、占族，与知识分子一道，成为高危群体。 1976年至1977年，大规模劳役全面展开。 长时间劳动。极端缺粮。医疗缺失。死亡不一定来自枪口。更多来自饥饿、疾病、体力崩溃。 1977年至1978年，清洗进一步升级。 内部互相揭发。 怀疑链条无限延伸。 “出身问题”成为随时可被翻出的旧账。 这一阶段，华人死亡率急剧上升。 一些地区，整个华人村落在名册中被直接划掉。 1978年底，越南军队入侵。 1979年初，红色高棉政权迅速瓦解。 幸存者逃亡。有人走向泰国边境。有人返回中国。也有人，永远留在了无名坑中。 当尘埃落定，国际机构估算：在战争与清洗中死亡的柬埔寨人，超过170万。其中，华人是死亡比例最高的族群之一。 在许多叙述中，常出现一句话：“柬埔寨60万华人，被屠杀一半。”这句话，震撼，却需要被拆解。 首先是人口基数。 战前，柬埔寨华人人口的学术估计区间，大致在50万至70万之间。这一数据，来自联合国、东南亚研究机构以及中国学界的交叉研究。 其次是死亡比例。 由于红色高棉时期没有完整人口统计，死亡人数只能通过幸存者比例、难民数据、家庭消失率进行反推。 多数学者的结论是：华人的死亡率，显著高于高棉主体民族。估计区间在30%至50%之间。因此，“一半”并非精确数字，而是上限表达。 但这并不意味着夸张。 即便按最低估算，这也是一场针对族群的系统性毁灭。 更重要的是，华人的死亡并非“附带损失”，而是政策结果。 他们被视为“不可靠成分”，在分配、医疗、审查中长期处于劣势位置。 很多人不是死于处决。 而是死于被精准设计的生存条件。 所有视线，最终都会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波尔布特。 作为红色高棉的最高领导人，他是这场灾难的核心决策者。 关于他的族源问题，学界确实存在讨论。 部分研究认为，他的家族背景中，可能存在中柬混血因素。 但这一点，从未改变一个事实——他的政治立场，建立在极端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清洗之上。 红色高棉的政策，不是“内部斗争”，而是国家层面的系统暴力。 华人是否与领导人存在血缘可能性，与屠杀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更讽刺的是，在政权覆灭后，波尔布特始终否认罪行。 他将数百万人的死亡，归结为“战争”“管理失误”“敌对势力破坏”。 他从未承认对华人的系统性迫害。 在国际社会启动调查后，红色高棉高层多次以“革命纯洁性”为自己辩护。 这并不罕见。 几乎所有极权加害者，都会否认自己是加害者。 最终，联合国支持下的柬埔寨特别法庭，认定红色高棉政权构成反人类罪与种族灭绝行为。 历史，给出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