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证据了！ 泛黄的1959年捐赠证书摊在庞家后人的书桌上，南京博物院与南京博物馆的两枚公章鲜红依旧，纸张边角因常年翻阅已微微卷起，而“我们一定好好保存这批古画”的钢笔字迹，仍透着当年承诺的郑重。 2010年春拍会上，一幅署名为仇英的《江南春》引发轰动，8800万的估价让藏家瞩目——庞家后人盯着图录上的笔触细节，突然想起祖父临终前描述的捐赠清单，那画上的小桥流水，分明是当年家族捐给南博的藏品之一。 他们拿着证书找到南京博物院，接待人员起初承认确有捐赠记录，却轻描淡写地说：“2001年已经处理了，当时鉴定是伪作，按规定剔除馆藏。” “处理？”庞家后人追问，“法律规定处置捐赠文物必须通知捐赠人，我们怎么从未收到任何通知？” 对方翻出一份内部文件，指着“伪作处置无需告知”的条款——这行字是用圆珠笔后添的，墨迹颜色与原件明显不同。 更让人心沉的是，除了这幅有拍卖记录的《江南春》，捐赠清单上另外四件明清字画，南博工作人员支支吾吾，只说“年代久远，去向不明”，连当年的鉴定报告都无法提供。 有人或许会说，上世纪文物鉴定条件有限，误判难免；可“伪作”就能成为私自出售的理由吗？即便真是仿品，那也是庞家两代人守护的家族记忆，捐赠时的信任与情谊，难道不比一纸鉴定更重？ 公益捐赠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它需要文化机构用规范流程和真诚态度来维系平衡。当博物馆把“好好保存”的承诺锁进档案柜，却用后添条款规避法律义务时，失去的何止是庞家的信任。 如今庞家后人已提起诉讼，那张泛黄的证书成了最关键的证据。短期看，这或许只是一场家族与机构的权益纠纷；长远来说，它撕开了文物捐赠管理中的一道口子——当法律条文在执行中被随意解读，当公益承诺抵不过一句“年代久远”，我们该如何确保每一件捐赠文物都能得到真正的“好好保存”？ 证书上的钢笔字迹渐渐模糊，就像那些被遗忘的承诺。可庞家后人摩挲着纸张上的公章，突然明白：他们追讨的不是一幅画的价值，而是一个文化机构对“信任”二字最基本的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