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国革命终究会走向成功，只不过是会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而毛主席的出现只是让革命少走了几年弯路。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要我说，如果没有毛主席，那么这场星火燎原的中国革命压根就烧不起来，连摸索的机会都没有。这个判断，放在1927年那个历史节点上，毫不夸张。 1927年的中国像一锅煮沸的油锅，蒋介石的屠刀刚在上海砍下第一颗头颅，汪精卫的武汉政府还在喊着"分共"口号，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在三个月内锐减六成。这不是简单的革命低潮，是整个组织面临灭顶之灾的生死劫。 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还在幻想"用国民党左派的力量遏制右派"，陈独秀的右倾路线把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拱手交给军阀，而毛泽东正在湖南乡下踩着泥泞的田埂，写下让整个党内震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很多人不知道，1927年3月那份报告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用革命者的鲜血泡出来的。当武汉的中央委员们还在争论"农民运动是否过火"时，毛泽东已经在湘潭看到农会会员用梭镖挑着地主的高帽子游街——这不是所谓的"痞子运动"，而是中国最底层的穷苦人第一次尝到当家作主的滋味。 他在报告里算过一笔账：湖南农民协会会员从10万暴增到200万，能直接指挥的群众达1000万，占全省人口一半。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今天一个省突然有半数人跟党走，这样的群众基础，在任何时代都是改天换地的力量。 但当时的中央看不到这点。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还在要求"让汪精卫政府没收大地主土地"，可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本身就坐在地主阶级的肩膀上。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拍着桌子说："农民要土地，我们就得给，靠国民党发善心，不如靠自己拿枪杆子！"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理所当然，但在1927年的武汉，等于直接挑战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权威。 要知道，当时党内主流还在迷信"国共合作"，连周恩来提出"东征讨蒋"都被否决，毛泽东却在湖南悄悄搞起了"农军自卫军"，把30万农民武装起来——这些扛着锄头的农民，后来成了秋收起义的主力。 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在1927年就看穿了中国革命的命门：中国不是欧洲，工人阶级只占人口1%，真正的革命主力在农村。 当陈独秀还在照搬苏联"城市暴动"经验时，毛泽东已经在醴陵看到：农民夜校的油灯比上海的工人纠察队更亮。他在八七会议上那句"枪杆子里出政权"，不是凭空喊出来的。 1927年9月，当其他起义部队还在攻打长沙时，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残部转向井冈山，这个决定在当时被中央斥为"逃跑主义"，但正是这个"逃跑"，让中国革命有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 试想如果没有毛泽东，1927年的中共会怎样？上海的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后，剩下的力量要么跟着陈独秀继续妥协，要么学瞿秋白搞城市暴动，结局只能是被逐个剿灭。看看同期的广州起义，张太雷牺牲时，整个广东省委几乎全军覆没——这就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代价。 而毛泽东在井冈山做了什么？他搞土地改革，让农民用红漆在地主的门楼写下"打倒土豪"，把没收的土地按"抽多补少"分给穷人。这种最简单直接的利益绑定，让农民第一次觉得"跟着共产党有饭吃"，这才是星火燎原的根本。 1927年的中国，不是缺少革命的火种，而是缺少把火种埋进干柴的人。蒋介石的屠刀砍下来时，党内90%的领导人都是留洋学生，只有毛泽东真正懂中国的农民。 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早就说过："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这种对中国社会的精准解剖，在1927年的血腥中显得尤为珍贵。 当汪精卫叛变时，毛泽东已经在湖南组织了20万农会会员，这些人后来成为红军的血肉，而同期的其他领导人，还在为"是否退出国民党"争论不休。 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在于，1927年的选择没有"试错"机会。陈独秀的右倾让5万党员只剩1万，李立三的盲动让刚恢复的组织再次流血。只有毛泽东的路线，在最黑暗的时候保住了革命的种子。 他不是让革命"少走几年弯路"，而是在所有人都往悬崖边走时，硬生生开辟出一条活路。1927年10月，当毛泽东带着不足千人的队伍上井冈山时，没有人知道这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除了他自己。 这份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对底层群众的真切共情，才是中国革命能烧起来的根本原因。没有毛泽东，1927年的星星之火，可能早就被反动派的血雨浇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