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4日，她是趴着被处决的，留下了这张遗照。魏文全，年芳25岁，时任国民党杭州军统便衣队队长。日军攻杭州前，她留守沦陷区执行任务。不幸在留下镇被捕，却始终未泄露情报或出卖战友。 杭州沦陷前几天，军统的高层一度犹豫是不是该撤人。魏文全却主动请缨留下来。 她说，“总得有人盯着敌人的动向。”没人多说话，大家都明白，这话背后意味着什么。 她是留下镇便衣队的队长，早就化名潜伏日军后方，装扮成小贩，在街头巷尾转悠，盯仓库、记路线、传情报。 她手上那张图，是决定一整片区域粮仓分布的情报。 可问题来了——传图的时候出了岔子。具体细节没人知道，但可以确定，她被发现了。 那几天，日军“野副部队”正在大范围清剿潜伏人员，她传完图，刚出街口，就遭了埋伏。 腿部中弹，被拖行上车。沿街的摊贩说，那天她被五六个伪军架着走，脸色苍白，咬着牙，一声没吭。 关押地点是杭州的日军临时监狱，她在那里成了“5号囚犯”。 她胸口当时贴着一块硬牌子，上面只写了个“5”。那照片，就是在那儿留的。 照片上的她，眼角带伤，嘴唇干裂，眼神却死死盯着镜头。没有怯，也没有求饶。 从被捕到就义，一共不到一周。可这几天里，她经历了什么，是后来从日军档案里拼出来的。 辣水灌喉、烙铁烫皮、竹签扎甲缝，每一样都够致命。可她一句都没说。 有人劝她招，说只要说出组织名字，能保命。她回了句：“有些东西说出来，比挨打更难受。” 这不是狠话，是实话。 她知道，一旦开口，就毁了整个联络网，之前死掉的人全白死了，活着的人也活不成。她最怕的，不是死，是死得不值。 她其实可以不走这条路。 父亲早年是杭州有名的绸缎铺老板，魏家在当地小有名气。 她小时候穿的是苏绣做的衣裙，家里请得起私塾，还请得起上海来的女教师。 后来考入杭州女子学校，是城里少有的高学历女孩。 但一切变了。 1932年那场空袭，绸缎铺炸了。她父亲当街被弹片击中，倒地时，魏文全就在旁边。 她亲眼看着父亲倒下，血流了一地，连话都没来得及说一句。从那天开始，她变了。 她退了学，加入抗日组织，接受了军统的秘密训练。 密码破译、单兵格斗、刺杀、潜伏——她学得最快。教官说她是“最不像女人的女特工”。 她也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她说，“现在不是过日子的时候，是撑命的时候。” 她做事利落，办事狠，很多人不愿干的任务她抢着干。 杭州局势恶化前，她主动请命前往留下镇，那是当时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她一个人带三人小组，三个月时间摸清了当地日军粮仓、驻地、弹药库的分布。 她最后传出去的那份情报，直接导致了后续我军对两处日军粮库的成功袭击。 可她没看到结果。 1937年11月24日清晨，杭州西郊的晒谷场上，围了一圈人。 她被押上刑场时，穿的是之前被撕破的便衣，满身是血。日军命令她跪下，她站着不动。 几个伪军上来就是一脚，她倒地后没翻身，趴着没动。 现场有个伪军见她头发凌乱，问她最后有什么要求。她只说一句：“帮我把发髻理一理。”那人愣了几秒，还是动手了。 她就这么趴着，被处决。 没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是枪决还是斩首。 只知道，现场的照片被日军当成“战绩”留了下来。那张照片后来成了识别她身份的关键证据。 战后，一位曾在军统工作的老人，在翻阅日方档案时认出了她。他说：“我记得她，魏文全，五号囚犯，25岁。” 她的故事才终于拼凑完整。 而她的名字，也终于被刻在纪念碑上。 她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死去的人。 据史料记载，仅1937年杭州沦陷前后，就有超过两千名抗日人员牺牲在敌后。 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魏文全是其中少数被确认身份的人之一。 有人说，25岁太年轻了。可她用这短短的25年，做了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敢做的事。 她没有留下任何遗书，没有最后的话。只有那张照片，和档案里一句话：“未供述任何组织信息，始终沉默。” 说到底，这世上有些人，不是因为有多了不起才成英雄，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定：哪怕死，也得死得像个人。 魏文全就是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