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报纸，为她洗清二十四年冤屈 1955年，我们党对叛徒彻查，当时负责照顾护送瞿秋白的周月林有最大嫌疑，被捕入狱，没想到一直到1979年，因为一张报纸刊登的新闻，才发现周月林是被冤枉的。 1979年的北京，当那副锁了几十年的“精神枷锁”终于要被拿下来的时候，周月林下意识地抬手挡住了脸。 对于这位已经驼背的老太太来说，外面的光亮太久违了，也太刺眼了。 刺眼的不只是阳光，还有这迟到了二十四年的公道。她的手指枯瘦如柴，关节因为常年劳作和牢狱生活变得肿大变形，挡在脸前的动作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惶恐——毕竟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她已经习惯了用黑暗包裹自己，习惯了用沉默对抗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审讯。狱警递过来的报纸还带着油墨香，头版那篇关于瞿秋白同志就义细节的深度报道，像一把钥匙，撬开了她尘封多年的委屈。她颤抖着接过报纸，老花镜滑到鼻尖，视线在字里行间艰难移动，当看到“当时护送人员周月林已按计划撤离，并非叛徒”这句话时，眼泪终于冲破了防线，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滚落，砸在报纸上，晕开了一小片墨迹。 谁能想到，这一冤就是二十四年。1935年，周月林受组织委派，和丈夫一起负责瞿秋白同志的转移护送工作。那段日子里，她每天小心翼翼打理着瞿秋白的饮食起居，避开敌人的搜查眼线，哪怕自己饿着肚子，也要确保瞿秋白同志能吃上热饭。可命运弄人，就在转移即将成功的前夕，敌人突然增兵封锁，瞿秋白同志不幸被捕，而周月林在组织的安排下紧急撤离，与丈夫失散，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二十年后的彻查工作中，因为她是最后一批接触瞿秋白的人员，又恰逢当时叛徒线索模糊，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她成了最“合理”的怀疑对象。审讯室里，她一遍遍诉说真相，可没人相信一个“失联多年”的女人；监狱里，她看着身边的人来来去去，有的平反出狱，有的含恨而终，而她只能靠着“我没叛党”这五个字支撑着，熬过一个又一个寒冬。 牢房里的日子是磨人的。冬天没有暖气，她就把单薄的被褥裹得更紧，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在墙上用指甲刻下日期，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那些刻痕密密麻麻，像是她从未放弃的希望。她拒绝和其他“犯人”一起抱怨，也不愿被绝望吞噬，每天清晨都会悄悄背诵入党誓词，那些滚烫的文字，成了她对抗孤独和冤屈的力量。有好几次，她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可一想到瞿秋白同志就义时的从容，想到组织曾经对自己的信任，就又咬牙坚持了下来。她总说：“总有一天，组织会查清真相，我不能让自己死在真相大白之前。”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那篇报纸报道的作者，是一位长期研究党史的记者，在整理瞿秋白同志的相关史料时，意外发现了一份尘封的档案，里面详细记录了当时周月林的撤离路线和时间，与叛徒的活动轨迹完全不符。为了验证真相，记者又走访了多位当年的知情者，最终确认周月林是被冤枉的。新闻一经刊登，立刻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经过紧急核查，周月林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出狱那天，她没有哭闹，也没有抱怨，只是慢慢走出监狱大门，抬头望着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没有了牢房的霉味，满是自由的气息。 二十四年的牢狱之灾，夺走了她的青春，压弯了她的脊梁，却从未动摇她对党的忠诚。有人问她，这么多年的冤屈，难道不恨吗？她摇了摇头，眼神坚定：“我恨过误解我的人，恨过那些模糊的证据，但我从未恨过党。我知道，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这份信任，历经二十四年的风雨，依旧炽热如初。 历史总会有遗憾，冤假错案的发生，是特定时代的局限，也是探索过程中难免的代价。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始终有着正视错误、纠正错误的勇气和担当。周月林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平反史，更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维护公平正义的生动写照。那些曾经被误解、被冤枉的人，终究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应有的公道。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