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坐哪儿，哪儿就是中心，人民心中的核心就是毛主席。 人们提起这句话，眼前往往会浮出一个穿中山装的身影，坐在哪儿，哪儿周围就挤满人。 毛主席自己不爱听神乎其神的说法，只叮嘱：是“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这句朴素的话，跟着他从青年走到晚年，把许多日常细节连在了一起。 早年在韶山、湘潭、长沙一带，他看到最多的，是一年忙到头还凑不齐年货的农人。 走村串户，看惯了苦日子，他认定，根子不在天不下雨，而在“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 那时身上没几件像样衣服，心里却打了个结：要“用一生的力气给受苦人翻身”。 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被问到共产党是什么，他丢下一句：“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不替俄国人说话，也不替谁发号施令，只认一个“群众”。 1961年9月，英国名将蒙哥马利问他，中国革命是哪一天才看见“黎明”的，他笑着回：“一开始就看到了。”在他看来，前途一直是亮的，路得“人走出来、开出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手里多了权力，他心里拴着一条绳子：无产阶级不能去剥夺劳动者。 1961年1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摊牌说：工人不能剥夺农民，也不能剥夺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同年同地方干部谈马克思主义，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不满意国家政权，不满意共产党，那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 他嘴里的“人民”，总落在小事上。 1934年在江西瑞金做《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他不讲大段空话，只追问：妇女会不会学犁耙，小孩子有没有书读，对面那座木桥稳不稳，乡亲们长疮生病找谁管。 他坚持把“修桥”“看病”“办学”写进“议事日程”。 建国之后，国家大事一件接一件，他还是爱在文字上较真。 1953年8月5日，他在一份中央文件上，把“一切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改成“一切从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出发”，把眼前这口饭拉进了政治话语。 1956年11月21日，审阅发展养猪的决定草案时，看到“每头肥猪留给养猪农民十到十五斤肉”，又添上：“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1965年11月在安徽考察，听说农民一年手里只有二十元钱，他当场说：“二十元太少了，除粮食外，每人有五十元、六十元就好了，将来要搞到一百元。” 对群众，他愿意多给；对自己和亲戚，他反而苛刻。 1949年10月9日，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他给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发电报，说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等人“不要来京”，要在湖南按能力安排工作，任何不合规矩的要求都不能答应。同一天又给杨开智单独发电报，让他“不要有任何奢望”，省委派什么就做什么，“不要使政府为难”。 怎么不走老路，他在延安窑洞里早给过答案。 1945年，同来访者谈起“治乱兴衰”的老问题，他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再提醒全党，不能变成“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 1956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强调要警惕官僚主义。1957年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他又点名要求干部参加劳动，不劳动，就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 1960年3月在北方视察，他听说有干部贪污，一伸手就是一千元、两千元，当场把这种人称作“老虎”，认定“极坏”，光撤职不行，还要依法处理。 同一年，他对地方和军队的一些高级干部敲打：大家原来不都是老百姓吗，要当的是群众的代表，贪污、忙着盖大礼堂，就等于同群众割席。靠老百姓就有出路，一旦离了群众，再大的阵势也有散场的一天。 人们翻着旧照片：中山装、布鞋、普通桌椅，身边却总围着密密麻麻的脸。 有知青回忆，开大会时，总觉得“毛主席坐哪儿，哪儿就是中心”。 说到底，中心不在椅子，不在灯光，而在记忆里一件件小事：1936年说只替中国群众讲话，1961年对外国将军讲“黎明一开始就看到了”，1953年为“当前利益”多加几个字，1956年替农民多争四斤到五斤猪油，1965年嫌二十元太少，盼着农民能摸到一百元，1957年催干部下地干活，1960年要把一千元、两千元的“老虎”送上法庭。 这些零碎日常、一次次较真，堆在一起，就成了老百姓嘴里顺口的一句评语：毛主席坐哪儿，哪儿就是中心。 所谓“人民心中的核心”，不是谁刻意树起来的牌位，是从韶山泥巴路、瑞金木桥，一直到田间地头、会议礼堂慢慢拉出的一根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