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玛丽莲梦露不顾丈夫反对，强行中止蜜月旅行，独自一人跑去了国外慰问演出，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下，她穿着吊带表演了4天。 玛丽莲·梦露，从孤儿院走上好莱坞的大银幕，再到韩国冰天雪地的临时舞台，走完短短三十六年，始终在一条寻找爱与自我价值的路上跌跌撞撞。 银幕上，她是白裙飞扬的性感符号，现实里，她却是那个从小被父母缺席、在十二个寄养家庭之间辗转的女孩，为了不再被送回孤儿院，十六岁匆匆嫁给邻家男孩，做了一阵子毫无归属感的家庭主妇，随后在一九四六年离婚，转身投向模特工作和小角色，连拍裸照也只能算活下去的手段。 在福克斯公司眼里，她只需扮演“金发傻妞”，资本看中的是她的曲线和笑容。 可她心里明白自己不止如此，因此当经纪人约翰尼·海德为她争取到角色、帮她调整外形，她一点点从背景板走向聚光灯中央，也在他去世后差点随之沉下去，那次未遂的自杀，让渴望安全感的需求彻底暴露。 此后无论是嫁给棒球英雄乔·迪马乔，还是嫁给剧作家阿瑟·米勒，她都在试图从男人那里找到一种被肯定、被保护、被理解的感觉。 和迪马乔的婚姻最能看出她在事业与亲密关系间的撕扯。一九五四年，两人在日本度蜜月，梦露却接到美军将领邀请赴韩国慰问驻军。在丈夫看来，这既打断蜜月又让妻子冒险，在她眼里，却是摆脱公司束缚、摆脱花瓶定位的机会。 她执意登上军机，在零下十几度的营地里，穿着吊带裙连演数日，唱着《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在大邱、春川等基地对着成千上万士兵微笑、起舞，演出间隙走到食堂与他们合影聊天。 那几天，她成了战后寒风里的一束光，也借此积累了大批军中粉丝，名声和话语权水涨船高，同时把夫妻之间的裂缝撕得更大，最终这段婚姻在九个月后结束。 讽刺的是，演出留下的肺炎，是迪马乔守在病床边陪她扛过去的，此后许多年，他为她操办葬礼，每周送去玫瑰，把悔意和深情都寄托在墓前花束里。 和米勒的结合，是她对“灵魂伴侣”最后一次豪赌。她搬到纽约进演员工作室练功，接拍《巴士站》《热情似火》这类更重视表演的作品，一心想证明自己不只是白裙与笑声。 为了跟上这位剧作家的思维节奏，她逼自己读海明威、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品，努力提升文化修养，却始终感觉自己在门外徘徊。米勒需要独处创作，她需要随时回应的温暖，两人渐行渐远，婚姻终于在一九六一年解体。 在这些关系之间，她从未放弃过对“母亲”身份的渴望。无奈子宫内膜异位和繁重工作一起折磨她，她一次次怀上孩子，又一次次在手术台上失去，有统计说她至少做过七次人流，其中很多是出于事业考量。这些无形创伤叠加在从小就缺乏母爱与安全感的心上，把她推向失眠、抑郁和药物依赖。 一九六二年，官方记录为药物过量的那一夜，只是这条路的终点。回看她的一生，从孤儿院到片场，从工厂女工到前线舞台，从被当作男人眼中的梦中情人到被视作高智商却得不到理解的“傻妞”，她一直在迎合外界对她的想象，同时又在拼命挣脱这种标签。 她用精心维持的笑容遮住裂痕，也用短暂而炽烈的一生提醒人们：当一个人被简化成符号，被凝固在白裙飞扬的瞬间时，她真实的恐惧、才华和渴望，往往正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