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梁启超与17岁的王桂荃行房。夜里，梁启超说：“我主张一夫一妻，因此慧

1903年，梁启超与17岁的王桂荃行房。夜里，梁启超说：“我主张一夫一妻，因此慧仙是我妻子，而你只能是丫头，孩子出世也不能喊你娘！” 梁启超住处的一间小屋里，王桂荃低着头答应，只要能留在先生和夫人身边，愿意做任何事。那时候的她不过是个通房丫头，谁会想到，正是这个身份卑微的女人，为梁家生下六个儿女，又在风雨飘摇中把九个孩子拉扯成人，见证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栋梁”的传奇。 她原本只是四川广元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名叫王来喜。先是丧母，再失父亲，继母嫌她不吉利，把她当累赘卖掉。 六年的时间里，她被一家家转手，直到被贵阳李家买去，伺候小姐李蕙仙，命运才稍稍安稳。李蕙仙待她不薄，教她礼数和认字，她也学会在缝缝补补中寻找活路。 一八九一年，李蕙仙嫁给年仅十九岁的梁启超，王来喜作为陪嫁丫环进了梁家。梁启超见这丫头勤谨机灵，又亲自教她读书识字，还给她改名王桂荃，希望她日子能像桂花一样有个好头。对这个从小被人买卖的女孩来说，能被当作人看待，本身就是恩情。 彼时的梁启超，已经开始倡导维新思想，公开反对纳妾，极力推崇一夫一妻。他本可以凭科举功名留在清廷做官，却在国事危急之时选择投身变法，远离仕途，李蕙仙也毫无怨言地跟着他走。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流亡日本，一家人漂泊异乡，前途未卜。十多年的婚姻里，李蕙仙始终是他唯一的妻子，只是她体弱多病，生的两个孩子又一喜一悲，梁家在香火传承上始终不踏实。 到日本后，身在异乡，风声紧逼，她一边担心丈夫安危，一边为家族无后忧心。思虑再三，她把目光落在身边那个始终不离不弃的小丫头身上。 一九零三年，李蕙仙主动提出，让王桂荃和梁启超在一起，为梁家添丁。梁启超心中矛盾很重，一面是自己大声疾呼的一夫一妻主张，一面是妻子的眼泪和现实的压力。 最终，他还是妥协了，但立下话来，名分上不能改变，王桂荃始终只是丫头，将来即便有了孩子，也要管正室叫娘。他话说得冷硬，王桂荃却几乎没有辩解的余地。 一个从小被人当货物一样转卖的女孩，能在这个家落脚，有丈夫有孩子，她已经把这视作上天眷顾。她对梁启超夫妇只有感激，甚至在心里把这份安排当作回报恩情的机会。 从那以后，她陆续为梁家生下六个孩子，与李蕙仙的三个子女一起，组成了梁家热闹的大院。书斋里的梁启超奔走呼号，伏案写作，家中柴米油盐的重担几乎全压在两个女人肩上。 随着日子推移，原本生硬的规矩也被感情冲淡，孩子们一边按照家法尊称李蕙仙为母亲，一边又亲昵地叫王桂荃一声娘。梁思庄小时候患上白喉，几乎是王桂荃昼夜守在床前，才把命拉了回来，却因分身乏术没能照顾另一位同样染病的孩子，导致妹妹不幸夭折。 多年后回想起这段往事，她仍觉得自己的生，是拿妹妹的命换来的。梁思成到了晚年，也坦承对娘的感情甚至超过对亲生母亲。这种复杂细微的亲情，正是王桂荃用日复一日的劳累和真心换来的。 真正的考验出现在中年之后。一九二四年，李蕙仙先走一步，一九二九年，梁启超也告别人世。那一年，梁思礼只有五岁。主母和先生相继离世，梁家经济骤然紧张，风光不再。面对残破的家境和九个孩子，王桂荃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她先卖掉旧楼，又把前院房子租出去，自己带着孩子们挤在后院，日夜做女红和杂活换取微薄收入。有人劝她认命一点，该放弃的就放弃，她却咬着牙坚持，不肯让一个孩子辍学。 在她眼里，梁启超留给这群孩子的最大遗产不是家产，而是读书做学问的能力。她常叮嘱孩子，人家看一遍就会，我们就多看几遍，不肯吃学习的苦，日后就要吃生活的苦。 为了让孩子们走得更远，她甚至不惜贷款送梁思礼、梁思怡出国深造，自己则守着清苦的生活，把一切能用的力气都花在子女身上。 多年以后，梁家的孩子们给了她最好的回答。梁思成在建筑学界声名卓著，梁思永在考古领域奠定基石，梁思礼成为火箭控制系统专家，这三人先后成为院士，其余子女也在经济、诗词、图书馆学等领域自立其身。 梁家“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栋梁”的故事传开，人们自然会提起领袖梁启超，却未必知道，这些光环背后，有一个没名没分的老妇人，撑起了这个家最艰难的岁月。 从被卖来卖去的小丫头，到在梁家既无名分又要扛起一切的“娘”，她的人生几乎都在为别人活。但如果问她值不值，也许她会仍旧那样平静地说，有家，有孩子，有他们读得下书，走得出路，这一辈子就没有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