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川黔滇边境的群山里，一场实力悬殊的博弈正在上演。中央红军经过湘江血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伤员遍地、粮弹短缺，而蒋介石调集的近40万大军，已在遵义、贵阳为轴心的区域布下封锁线，妄图将红军“瓮中捉鳖”。 这四十万兵力分属中央军、川军、滇军、桂军四大派系，虽受命合围，却各怀私心——川军怕红军入川占地盘，滇军只想守住云南老家，桂军不愿为蒋介石卖命，看似严密的包围网，实则布满裂痕。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重新执掌军事指挥权，接手的是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既定计划。1935年1月27日，红军推进到土城时遭遇意外：原本情报显示当地只有川军4个团6000余人，实际却遇上了9个团1万多人的精锐部队。激战一天一夜后，红军伤亡不小，北渡长江的通道被彻底封堵。 危急时刻，毛主席没有恋战，当晚便下令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1月29日凌晨，红军分三路从元厚场、土城渡过赤水河，第一次踏入川南。 这一突然转向，让蒋介石的部署彻底乱了套。他误以为红军是兵败西逃，急调川军8个旅追截、4个旅沿长江布防，可等敌军赶到川南，红军早已隐蔽转移。毛主席的意图很明确：不与强敌硬拼，而是通过机动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寻找战机。 2月中旬，红军在扎西地区完成集结后，又出其不意地杀了回马枪。18日至21日，部队从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直扑黔北。这一决策起初让不少干部疑惑：刚突围又往回走，岂不是自投罗网？但毛主席早已看透敌军破绽，蒋介石误判红军要南渡金沙江，已将滇军孙渡部调往西线，遵义一带兵力空虚。 这场回师的关键之战，发生在娄山关。作为遵义的北大门，娄山关悬崖峭壁、地势险要，黔军师长柏辉章部署重兵防守，企图守住这道天险。彭德怀统一指挥红一、三军团及干部团，以红13团为前卫、12团正面进攻，同时派部队从悬崖峭壁迂回包抄。红12团政委钟赤兵带头冲锋时，右腿被子弹打穿，血流不止，却仍喊着口号率部前进，直到娄山关攻克后才昏迷在阵地上。 由于医疗条件简陋，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钟赤兵的右腿伤口严重感染。医生只能向当地百姓借来砍刀和木匠手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为他做截肢手术。手术持续了三个小时，钟赤兵几次痛得昏迷，可感染并未控制，此后他又先后经历两次截肢，最终从股骨根部截去右腿。 娄山关大捷后，红军乘势拿下遵义城，在五天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三地，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约3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子弹30余万发，这是长征以来红军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不仅补充了物资，更提振了全军士气。 蒋介石被这次惨败激怒，3月2日亲自飞到重庆督战，调集大军南北夹击，想把红军围歼在遵义、鸭溪一带。可毛主席再次以机动战术破局：3月17日，红军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重返川南，摆出要北渡长江的架势。蒋介石果然中计，急令各路敌军向川南集结，连夜修筑碉堡。可红军在川南仅停留五天，便于3月21日夜第四次东渡赤水，将几十万追兵远远甩在身后。 这背后离不开一支“隐秘部队”的支撑，中央军委二局。作为红军的情报核心，局长曾希圣带领曹祥仁、邹毕兆两位破译专家，组成了被称为“破译三杰”的核心团队。他们早在1932年就成功破译敌军密码，蒋介石军队的部署、调动、口令甚至信号，红军都能精准掌握。土城战斗中，正是他们在激战中破译了川军“正密”密码，发现敌军三个旅正合围而来，才让中央下定决心西渡赤水；四渡赤水期间，他们四天内连克敌军6本新密码，甚至能在蒋介石密电发出的同一天，就将破译结果送到毛主席手中。 更令人称奇的是，红军还上演了“冒充蒋介石调兵”的好戏。南渡乌江前，曾希圣提出模仿蒋介石的电文格式和措辞，给国民党将领周浑元、吴奇伟发电报，令其率部西进，让出渡口。由于二局熟悉国军密电码和发报员指法，这封假电报成功骗过敌军，让红军争取到宝贵的三天渡河时间，顺利南渡乌江。 渡过乌江后，红军先锋部队逼近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吓得他急调最靠近的滇军孙渡部前来“保驾”。等滇军日夜兼程赶到贵阳，才发现红军根本没打算攻城，而是趁着云南兵力空虚，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西疾进，直扑金沙江。5月初，红军在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四十万大军的包围圈。 四渡赤水战役从1935年1月持续到3月，中央红军以3万余人的兵力，在国民党四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纵横川黔滇三省，通过四次渡赤水、两次占遵义的机动转战，不仅未被消灭，反而歼灭击溃敌军大量有生力量，彻底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场战役的胜利，一方面是毛主席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通过调敌、误敌掌握战略主动；另一方面是情报工作的绝对优势，让红军如同“打着灯笼走夜路”；更重要的是红军将士的顽强意志，像钟赤兵这样的英雄们，用血肉之躯撑起了胜利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