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刚改编为高射炮一师副政委的李大清，申请回家探亲，带着一个警卫员和两名通讯员踏上返乡之路。 他走时还是湖北红安李家村十七岁的少年，如今归来已是鬓染微霜的副政委。二十一年前，他跟着红军队伍离开家乡，身后是父母含泪的目光，身前是未卜的革命征途。 这一路，他打过蒋介石的反动派，扛过日本侵略者的枪炮，跨过鸭绿江抵御过美军的钢铁洪流，身上三处枪伤、两处弹片疤痕，都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每当夜深人静，枕戈待旦的间隙，家乡的炊烟、父母的唠叨、妻子绣花的模样，总会悄悄爬上心头。 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来时，他正在南京参与部队改编，看着满城飘扬的红旗，第一个念头就是：终于能回家看看了。 从南京到红安，路程不算遥远，却走得格外漫长。没有直达的火车，他们先坐闷罐火车到汉口，再转乘颠簸的长途汽车到黄安县城，最后租了辆马车往李家村赶。土路坑洼不平，马车摇摇晃晃，李大清掀开车帘，望着窗外熟悉又陌生的田野。 稻浪翻滚，田埂上有农民牵着牛耕作，孩子们光着脚丫在田边奔跑，这景象和他记忆中战乱年代的荒田遍野截然不同。“政委，您看这庄稼长得多好，乡亲们的日子肯定好多了。” 警卫员小王年轻，忍不住感叹。李大清点点头，眼眶却有些发热——这太平景象，是多少战友用命换来的，他走时许下的“等革命胜利就回来”的诺言，终于在二十一年后兑现。 离村子还有二里地，马车就走不动了。李大清让警卫员和通讯员在村口等候，自己提着简单的行李，脚步急切地往村里赶。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枝繁叶茂，只是比当年粗壮了许多。他记得小时候，父亲总在槐树下教他编竹筐，母亲坐在树下缝补衣裳。可如今，树下空荡荡的，只有几位白发老人在晒太阳。 他走上前，声音有些沙哑：“老乡，请问李家湾的李老实家还在吗？” 一位老人抬起头，眯着眼睛打量他半天，突然站起身：“你是……你是大清？” 李大清愣住了，认出这是当年的邻居王大爷。“是我，王大爷，我回来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瞬间传遍了整个村子。乡亲们纷纷涌出来，围着他问长问短。有人指着他的军装，激动地说：“当年就知道你这娃有出息，跟着红军走对了！” 也有人抹着眼泪：“你爹娘要是还在，看到你现在这样，肯定得笑醒。” 李大清的心猛地一沉，抓住王大爷的手追问：“我爹娘……他们怎么了？” 王大爷叹了口气，领着他往村后山坡走去：“你走后的第三年，国民党反动派来扫荡，你爹娘为了掩护村里的游击队员，被敌人活活打死，就埋在这儿。” 看着两座低矮的坟茔，上面长满了野草，李大清“噗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水夺眶而出。“爹！娘！儿子不孝，回来晚了！” 二十一年的思念、愧疚、悲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用手扒开坟上的野草，指尖被划破也浑然不觉。 警卫员和通讯员闻讯赶来，看着平日里坚毅果敢的副政委哭得像个孩子，都默默站在一旁，眼眶泛红。乡亲们也跟着抹眼泪，谁也没想到，这个在外风光无限的副政委，背后藏着这么深的伤痛。 当晚，李大清住在了妻子陈桂英家。当年他走时，妻子才十八岁，如今已是四十岁的妇人，眼角爬满了皱纹，手里牵着一个十三岁的男孩，还有一个十岁的女孩。“大清，你真的回来了？” 陈桂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摩挲着他的胳膊，像是要确认这不是梦。李大清握着妻子粗糙的手，看着两个怯生生的孩子，喉头哽咽：“桂英，让你受苦了。” 这二十一年，陈桂英独自抚养孩子，照顾公婆，还得躲避反动派的追查，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可她从没抱怨过，只是坚信丈夫一定会回来。 孩子们一开始不敢靠近，直到李大清从行军包里掏出带来的蓝布、大米和糖果，男孩才试探着喊了声“爹”。这一声“爹”，让李大清的心瞬间化了，他把两个孩子搂进怀里，仔细端详着，女儿的眼睛像极了妻子，儿子的眉宇间有自己的影子。“以后爹不走了，好好陪着你们。” 他哽咽着说。 归队的日子越来越近，陈桂英默默为他收拾行李，把家里仅有的几只鸡杀了，做成腊鸡让他带着。孩子们拉着他的衣角，舍不得放手。李大清看着熟悉的村庄、亲人的脸庞，心里满是不舍，却也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桂英，等部队安定了，我就接你们去南京。” 他郑重承诺。 离开那天，全村人都来送他。马车缓缓驶离李家村，李大清掀开车帘，望着越来越远的老槐树，眼眶再次湿润。二十一年的离别，半个月的重逢，让他更加明白，革命的意义不仅是建立新中国，更是为了让亲人团聚、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所谓家国情怀，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李大清们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国家，用赤子之心回馈家乡。他们在战场上是无畏的战士，在亲人面前是温柔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在乡亲面前是不忘本的游子。这种藏在铁血柔情里的担当，正是支撑新中国一步步走向强大的根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