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狠的间谍,不偷你的情报,也不策反你的人;人家直接在你家里,帮你“立规矩”! 卢麒元教授提议:参与提议和立法的人应该政审,每次参与都要重新政审一次,亲友及本人不能有国外背景或违法记录! 就像上世纪90年代我国各行各业对外开放,“优先采用国际标准”成了当时的热词,政策文件里明确把这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措施,地方政府还会给采标企业发优惠政策,那会儿大家都觉得这是跟国际接轨的捷径,没人多想背后的门道。 可十几年后风向变了,大家才发现这些“国际标准”压根不是什么中立准则,全是欧美企业根据自身优势量身定做的游戏规则,咱们等于主动钻进了别人预设的赛道。 就说汽车制造业,现在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卖得风生水起,但回溯十几年前,国产车企连生产线都被卡着脖子。 汽车制造的四大核心环节里,高端伺服压机70%以上份额被德国舒勒、日本小松垄断,2000吨以上超大型压机更是近乎独占;焊接车间里,日本发那科、德国库卡等“四大家族”把持着80%的高端机器人市场,高精度控制器国产化率不足20%。 某自主品牌曾试过用国产压机生产高端车型门板,结果良品率直接降了15%,最后只能换回进口设备。这就是盲目套用国际标准的代价,看似省了研发成本,实则把产业链的命门拱手让人。 光伏产业的遭遇更能说明“标准陷阱”有多致命。2010年前后我国光伏产业刚起步,靠着成本优势迅速抢占全球市场,欧洲几乎成了咱们的主要出口地。 可就在行业势头最猛的时候,欧盟突然拿出“环保标准”“技术专利标准”两张牌,2012年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高达2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1300亿元,这是当时全球最大规模的单起贸易争端。 调查结果下来,高额惩罚性关税直接让全行业陷入寒冬,约30万从业人员受冲击,不少头部企业接连倒闭。 后来大家才看清,那些所谓的“环保标准”早被欧洲光伏企业提前渗透设计,比如他们刻意提高多晶硅纯度要求,而当时我国大部分企业刚好卡在这个标准线下,要达标就得花巨资引进他们的设备和技术,这哪是标准,分明是为咱们量身定做的“收费站”。 更讽刺的是,这些标准的制定过程咱们根本没话语权,等咱们想修改时才发现,规则制定的核心圈子早就被欧美利益集团牢牢把控。 比套用外部标准更危险的,是内部规则制定者被利益绑定。某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位处长李某,负责标准化项目的立项和验收,居然让特定关系人成立了一家标准咨询公司,借着职务便利把40多家申报单位的业务都介绍过去。 这家公司连专业团队都没有,就3个文员加几张办公桌,压根没提供过实质服务,却收了900万元“咨询费”,而那些申报单位为了通过验收,只能乖乖交钱再自己熬夜编材料。 这种操作看似是腐败个案,实则暴露了规则制定环节的巨大风险——要是参与立法的人背后有外资背景或利益输送,很可能在条款里悄悄埋雷。 就像有地方制定营商条例时,突然冒出“外资企业优先获取土地”的条款,查下去才发现起草专家和某跨国公司有深度合作;还有地方的环保法规,偏偏漏了某类污染物指标,而参与者刚好是当地排放大户的董事。 这些操作不算明目张胆的违法,却能精准地偏向特定利益群体,比直接偷情报的危害大多了。 为啥要强调“每次参与都重新政审”?因为人的立场会变,今天清白不代表明天不会被渗透。有人一开始干干净净,可几年后配偶移民、子女入籍,海外资产悄悄增加,这些变化都可能成为利益输送的通道。 美国的“旋转门”现象就是前车之鉴,监管官员卸任就去大企业当顾问,回头还能参与政策制定,等于自己给自己定规矩。 立法本来是给国家定航向的大事,就像飞行员每次起飞前都要检查飞机,医生手术前要消毒,制定规则的人怎么能不反复核查背景? 欧盟制定《数字市场法案》时都要刻意避开跨国公司直接参与,咱们更得守住底线。 在这个标准话语权决定竞争成败的时代,立法者的背景清白就是最基础的防火墙,卢麒元教授的提议,本质上就是给规则制定装个“安全锁”,毕竟能守住制定规则的人,才能守住行业的未来,守住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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