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叛徒来找柯麟看病，柯麟当即认出了叛徒，但他没露声色，不慌不忙地给叛徒看完病，然后以取药为名，暗地里派人通知中央特科。 1929年深秋的上海，法租界的一条弄堂看似平静，空气里却全是压抑的铁锈味，在达生医院那间不算宽敞的诊室里，一只发黄消瘦的手腕搭在脉枕上，正在切脉的大夫戴着金丝眼镜，神情温润，手指却搭在了这座城市最惊心动魄的脉搏上。 大夫叫柯麟，是周围百姓口中也是达官显贵眼里医术精湛的“守护者”但除去那身白大褂，他的灵魂深处镌刻着另一个名字：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而眼前这位脸色蜡黄、因为打摆子而不停战栗的病人，正是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此刻最想除之而后快的“病灶”白鑫。 8月24日下午，在新闸路经远里，地面的柏油都要被烤化了，然而更炽热的是随后的血色，几辆没有任何征兆的红皮装甲车突然嘶吼着撕裂了街道的宁静，武装巡捕像一群饿狼般精准地冲进了十二号的一处秘密寓所。 在那里开会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彭湃等四位领导人甚至来不及撤离，就全部遭到了逮捕，这并非偶然的巡查，而是一场精确的猎杀，六天后，彭湃等人在龙华惨遭杀害，更令人痛心的是，8月28日特科组织的营救行动。 因为运送武器的失误，枪膛里的油脂未净导致哑火，最终在那座枫林桥边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就在同志们扼腕痛惜、誓要查清真相时，那个隐藏极深的内鬼浮出了水面：正是当日一同参会、担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 这个曾经黄埔军校的学生，虽然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却在上海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中迷失了方向，他早已背地里联系了国民党特务头子范争波，不仅是因为畏惧国民党的高压手段，更夹杂着极度自私的私仇。 当初南昌起义后，他的表弟因当逃兵被彭湃按军法处置，这份仇恨加上对享乐的贪婪，让他把屠刀挥向了自己的同志，现在，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叛徒，就这样毫无防备地把自己送到了柯麟的枪口下，尽管柯麟手里拿的是笔和听诊器。 对于柯麟而言，这不仅是任务，更是一场剜心之痛，彭湃不仅仅是他的领导，更是他海丰中学时期的同窗挚友，是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他们曾一起讨伐袁世凯，一起在这个国家最黑暗的时刻寻找光明。 挚友的血未干，仇人就在眼前，柯麟藏在镜片后的双眼必须压抑住喷涌的怒火，甚至还要挤出平日里那种对待普通病患的关切，白鑫病得很重，是恶性疟疾，加上长期的精神惊恐，让他成了惊弓之鸟。 自从出卖组织后，他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生怕陈赓带着红队找上门来，身体扛不住了，他又不敢去大医院暴露行踪，这才想起了以往交情不错、医术高明且开在偏僻小巷里的柯麟，看着白鑫那张虚弱又狡诈的脸，柯麟迅速判断出了局势。 脉象骗不了人，心乱如麻，体虚气弱，这种状态别说逃跑，连走出这间诊所都费劲，柯麟一边在病历上写着“需要静养调理”一边不动声色地布下天罗地网，他对白鑫说，这种疟疾极其顽固，得用特制的药，还要去楼下现配。 其实白鑫并非完全信任柯麟，在柯麟下楼去配药、实际上是向组织传递情报的那个空档，坐在诊室里的白鑫被做贼心虚的本能驱使，越想越怕，连药都没拿就仓皇逃离了医院，但他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这反而暴露了他仍藏身上海且病急乱投医的困境。 并没有过太久，大约两周后，被病痛折磨得实在受不了的白鑫再次联系了柯麟，这次他哪怕病情再重也不敢迈出房门半步，而是用电话哀求柯麟去他的住处出诊，这个电话，彻底敲响了他的丧钟。 柯麟如同对待老友一般，多次往返于那个充满阴谋气息的住处，为其“悉心”诊治，每一次把脉和送药，其实都是在对周围环境、守卫布置进行一次精密的外科手术式侦察，他不仅摸清了白鑫的身体状况，更从其口中套出了最致命的情报，这个叛徒正在筹划逃往国外。 这就意味着，留给组织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一旦白鑫离境，所有的血债将无处可讨，柯麟一边强忍着作为医生救死扶伤天职与革命者除暴安良使命之间的内心撕扯，一边将白鑫的确切离沪日期，11月11日，以及具体的出发路线、时间点。 全部化作无声的电波送到了陈赓手中，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那条叛徒预想的逃亡之路上，枪声骤然划破了寂静，不同于上次枫林桥的哑火，这一次，红队的子弹带着复仇的怒火，精准地射进了罪恶的胸膛，在短暂而激烈的交火后，白鑫被当场击毙。 那天晚上，柯麟虽然没有亲自扣动扳机，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一刻的到来，那个曾让无数同志鲜血流尽的伤口，终于被这迟来的正义缝合，上海滩的夜色依旧深沉，但达生医院的那位医生，终于可以在心中对逝去的老友说一声：安息。 信息来源：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柯麟：一代名医的特工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