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隐姓埋名40余载，以毕生心血铸造大国之剑 这句话不是口号，是一位老人用95年人生写下的誓言。1947年，刚拿到英国伦敦大学硕士学位的黄纬禄，拒绝了国外优厚的待遇，毅然登上回国的船——彼时的中国，正被核讹诈的阴影笼罩，美国的原子弹威胁像乌云压在每个国人心头，而他亲眼见过德国V-2导弹的威力，深知“没有打狗棍，就守不住家门”。谁也没想到，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书生，此后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把自己藏进戈壁荒滩和实验室，一藏就是四十多年。 苏联专家撤走时，留下的是一堆残缺的图纸和空荡荡的厂房，有人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导弹。可黄纬禄偏不信这个邪，他接手导弹控制系统这个“中枢神经”，领着团队从基础学起，没有资料就啃外文文献，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敲数据，就连继电器衔铁上的微小铁屑，都被他逼着大家翻来覆去排查——“一枚导弹里藏着成千上万人的心血，一点差错都可能让所有努力白费！” 三年困难时期，晚上加班饿得发慌，他就发明“抗饿新疗法”，把皮带勒紧再勒紧，实在顶不住就冲一碗酱油汤充饥，可对导弹的测试标准，却半点没松过。1960年11月，东风一号腾空而起，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导弹，那一刻，黄纬禄和战友们抱着哭，眼泪里混着风沙和喜悦。 谁能想到，刚迈过一道坎，更大的挑战又找上门。液体导弹准备时间长、隐蔽性差，面对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中国急需能水下发射的固体潜地导弹。已经54岁的黄纬禄临危受命，出任“巨浪一号”总设计师，而摆在他面前的是“三个没有”：没有经验、没有资料、没有试验设备。他没有蛮干，反而想出“台、筒、艇”三步法，省去了投资巨大的水池，硬生生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研制路。为了获取关键数据，近60岁的他钻进50多摄氏度的导弹壳体，手背被划伤也浑然不觉；团队有分歧，他就提出“四共同”原则，把大家的余量拿出来、难点分散开，还拍着胸脯说“有风险我先担”。 1982年10月，渤海海域，万众瞩目的巨浪一号首次发射，可导弹刚跃出水面就失控爆炸。世界的目光聚焦过来，有人说要追查责任，试验队里一片沉寂。黄纬禄第一个站出来：“我是总师，失败的责任我来负！” 他带着团队连续六天六夜不眠不休，用自创的“故障树”分析法一点点排查，终于找到问题所在。眼看禁海时限只剩几天，上级犹豫是否推迟发射，他顶着巨大压力拍板：“该考虑的都考虑了，现在发射条件正好！” 10月12日，第二枚导弹再次跃出海面，龙腾虎啸刺九霄，准确命中目标——中国从此成为第五个拥有水下发射导弹能力的国家，终于有了可靠的“二次核打击”盾牌。而黄纬禄，在这场攻坚战里瘦了11公斤，衣服磨破了心口，他只笑着说“揉久了就破了”。 这位“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一生获奖无数，却始终住着老房子，三次拒绝搬入宽敞的院士楼；他有专车，子女从没坐过，老伴住院顺路搭了一次车，他还坚持补交了汽油费。有人问他图什么，他只说“一个人的品德比技术更重要”。直到1999年，83岁的他戴上“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们才真正知道这个名字背后的付出。2011年，弥留之际的他看着窗外的天空，对来看望他的学生笑着说：“你们干得比我好，希望在你们身上。” 黄纬禄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用一个个扎实的脚印告诉我们：所谓大国重器，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用坚守、智慧和牺牲铸就的。他隐姓埋名，是为了让国家昂首挺胸；他毕生搞导弹，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