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太好了，这些年我们一些人形成这么一种错觉，以为是民国那些“大师”们救了中国。说实在话，中国从来不是靠耍嘴皮子的撑起来了，而是靠那些敢于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硬骨头给挽救、发展起来的。 民国那些先生们，确实了不起。他们穿长衫、戴眼镜，在炮火里办大学，用白话文唤醒民众，把“德先生”“赛先生”的种子埋进土里。蔡元培在北大兼容并包，胡适提倡白话文，陶行知跑到乡野办教育，这些事当然重要，就像黑夜里的火把，照亮了方向。 可光有火把不够，得有人举着火把往前冲，踩过荆棘，趟过泥水，甚至不惜被火烧尽。 咱看历史书，总记得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茅草屋里讲课，却容易忘了教室外的枪声。193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驾机抗日，牺牲时才25岁。 这位办教育的先生，转身就把儿子送上了战场。这不是个例。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超过1100人，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回忆，每次空袭警报响起，教授们带着学生往山里跑，可跑着跑着，就有年轻人直接奔向机场，他们知道，光靠粉笔救不了亡国灭种的危机。 有人说，民国大师的风骨撑起了中国。可风骨若没有血肉，不过是墙上的字画。李大钊被绞死前，在狱中写下“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他的“事业”不是写书立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组织工人罢工，发动农民暴动。 赵一曼在东北抗联，被日军酷刑折磨时，心里想的是“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她的“实行”，是带着伤兵在雪地里爬，是被押赴刑场时给儿子留下的绝笔信。 这些人没那么多讲究。陈文龙，南宋的状元，被元兵围住时，把家里的粮食全拿出来充军粮，自己的母亲饿病了也舍不得吃一口。 他说“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城破时喊的是“速杀我，毋害百姓”。这种狠劲，不是文人的清高，是拿命抵着城门的决绝。 就像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前写的信：“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他没提学问，没谈主义，只有一个“死”字，却让整个民族的脊梁挺了起来。 民国的先生们，很多也想“做事”。晏阳初在定县搞平民教育，梁漱溟跑到山东搞乡村建设，他们确实想改变土地上的穷苦。 可问题是，当侵略者的刺刀已经捅进胸膛，当地主的租子压得农民喘不过气，光靠办学校、搞实验，救不了急。 就像陶行知说的“教育救国”，但若没有红军在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没有八路军在敌后建根据地，那些“四通八达的教育”，不过是沙滩上的楼阁。 咱再看数字。近代以来，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00万，无名的更是不计其数。抗美援朝时，19万烈士埋骨他乡，他们中间，很多人连小学都没毕业。这些人不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他们知道，身后是父母妻儿，是祖祖辈辈的土地。就像上甘岭的战士，用胸膛堵枪眼，用身体扛炸药，他们没留下著作，没留下名言，却把“中国”两个字刻进了石头里。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思想不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思想的种子，得有人用鲜血浇灌才能发芽。 陈独秀在北大讲新文化，可真正让“德先生”落地的，是那些在工人夜校教书的党员，是在罢工中被打死的工人代表。鲁迅笔下的“埋头苦干”，不是文人的伏案写作，是王进喜跳进泥浆池的身影，是小岗村农民按红手印的决心。 现在回头看，民国的大师们，像是给病人开药方的郎中，而那些拼命硬干的人，是抓着药汤往病人嘴里灌的护工。 药方重要，但没有护工的一股子狠劲，病人熬不过危险期。中国近代的救亡图存，从来不是“百家争鸣”争出来的，是千万人用脊梁骨顶出来的。 这道理，放在今天也一样。我们赞颂科学家的智慧，工程师的精巧，可别忘了，高铁铁轨下的每一颗道钉，航天发射塔上的每一道焊缝，都是普通人用双手拧出来、焊出来的。中国的脊梁，从来不在云端，就在泥土里，在汗水中，在明知前路艰险却依然向前的脚步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