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蒋经国来昆明，让沈醉做好暗杀卢汉的准备，并说：干掉卢汉后，将由第八军军长李弥当云南省主席，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当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卢汉办公桌上那盏铜制台灯的光晕里，摊着刚收到的密电——解放军已逼近贵阳，而桌角的云南地图上，滇军布防的红铅笔痕迹正悄悄向昆明周边收拢。 沈醉站在军统云南站的密室里，看着墙上卢汉近期的活动记录：三天前刚以“慰问驻军”名义去了滇军12师，昨天又在省府宴请进步士绅，连给南京发的“剿共决心书”都透着敷衍。 毛人凤住进沈醉家的第二天，就把一份《滇省应变计划》拍在茶几上，瓷杯里的普洱溅出几滴在计划纸的“锄奸”二字上。 “三个方案，选一个。”毛人凤的指甲划过纸面，“路上伏击用冲锋枪，会议室炸弹要定时在下午三点——他每周三那个时候开会，厨子下毒就用氰化钾，剂量要让他在宴席上当场毙命。” 沈醉带着特务队去勘察卢汉上班路线时，发现往常空旷的青云街突然多了四个修鞋摊，摊主的眼神总往巷口瞟；省府会议室的清洁工换成了两个面生的年轻人，腰间鼓鼓囊囊像是别着枪。 收买的厨师是个云南本地人，拿到沈醉给的金条时手抖得厉害，走出沈醉家巷子就拐进了警察局，把金条和毒酒配方一起交给了卢汉的卫队长。 卢汉那天晚上在书房来回踱步，手里捏着共产党地下党送来的密信，窗外的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投到墙上挂的“精忠报国”匾额上——那是十年前蒋介石亲笔题的，现在匾额边角已经积了层灰。 12月9日下午，李弥和余程万走进卢汉官邸时，还以为是来商量“剿共部署”，直到门被关上，看见卢汉手里拿着的不是作战地图，而是一份起义通电稿。 滇军的卡车当晚就开到了机场，士兵们把国民党空军的汽油桶撬开，倒在跑道上点了把火，火光照亮了天空，也照亮了城里百姓悄悄挂出的红灯笼。 蒋介石在重庆收到电报时，把茶杯摔在了地上，青瓷碎片混着茶叶溅到“西南决战”的作战图上，而图上代表国民党军队的蓝箭头，已经被解放军的红箭头围得只剩云南一块。 沈醉躲在自家地窖里听到起义广播时，手里的枪突然响了，子弹打穿了头顶的木板，惊飞了房檐下的麻雀——后来他说，那枪更像是给自己心里的“党国”送葬。 有人问过沈醉，要是当时真把卢汉杀了会怎样？他抽着烟说，第八军和二十六军的士兵早就不想打了，李弥去视察时，连卫兵都敢跟他要回乡的路费，“民心没了，杀一个卢汉，还会有第二个”。 起义后的第三天，昆明南屏街的米店前排起长队，卢汉下令开仓放粮，掌柜的用算盘噼里啪啦算账，说这是三年来第一次不用偷偷掺沙子卖米。 那封写着“干掉卢汉”的密令，后来和国民党败退时丢下的文件一起堆在档案馆，而卢汉起义时用的广播麦克风，现在还放在云南博物馆的展柜里，金属网罩上似乎还留着他说话时的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