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年轻的时候，是做买卖的，他娶了两房夫人，我奶奶和我二奶奶，解放后，实行新的婚姻法，我爷爷没办法，只能和二奶奶离婚，我二奶奶就带着我小姑姑，回到了娘家。那是个飘着槐花的五月，二奶奶只带走了自己 爷爷年轻时跑买卖，脚底板沾过半个中国的尘土。 他娶了两房亲：我奶奶性子稳，守着灶台；二奶奶爱笑，辫梢总别着朵槐花。 1950年新婚姻法下来，红纸上的“一夫一妻”像道坎，爷爷蹲在门槛上抽了三袋烟，最后对二奶奶说：“回吧，带着囡囡。” 那天是五月，院墙外的老槐树落了满地白，二奶奶收拾包袱时，槐花顺着窗棂飘进来，落在小姑姑的花鞋上。 听奶奶说，二奶奶是跟着戏班子来的，在镇上唱《天仙配》，爷爷蹲在台下看了三场，散场时塞给她个红布包，里面是刚赚的银元。 她打开包时眼睛亮得像星星，说：“我不唱戏了，给你当媳妇，管账也行，做饭也行。” 爷爷后来总跟人夸：“我家老二，算盘打得比戏文还好听。” 离婚那天，二奶奶没哭，只是把爷爷送的银镯子褪下来，放在桌上：“这个你留着，给囡囡打对银锁。” 爷爷没接，手在裤缝上蹭了蹭，说：“路上买糖吃。” 小姑姑那时才三岁，抱着二奶奶的脖子问：“爹不跟我们走吗？” 二奶奶拍着她的背，声音软得像槐花蜜：“爹要守着家呢，我们过些日子就回来。” 可她转身时，我看见她偷偷把那朵别在辫梢的槐花，塞进了包袱角。 后来奶奶跟我说，那时不是爷爷心狠，是政策紧，二奶奶娘家在邻县有亲戚，回去至少有口饭吃；若留下，两家都难抬头。 红纸上的法律条文像把尺子，量着那个年代的人情世故——爷爷选了“合规”，却把“念想”折成了槐花的样子，藏在记忆里。 二奶奶带着小姑姑走后，每年五月，爷爷都会在老槐树下站一会儿，捡几片花瓣收进铁盒。 那年五月之后，二奶奶再没回过这个院；小姑姑长大些，偶尔托人带信，信封上总画着朵小小的槐花。 几十年过去，铁盒里的槐花早已枯成褐色，却成了爷爷酒后常摩挲的东西——原来有些离别，不是结束，是把念想酿成了岁月里的甜。 现在我路过老槐树，总会想起那个飘着槐花的五月，才懂有些选择，不是不爱，是那个年代的人，只能用最笨的方式，护着心里的人。 前几天整理爷爷遗物，铁盒里除了枯槐花，还有张泛黄的纸条，是二奶奶的字迹：“囡囡说，槐花落了，爹会想我们吗？” 风从窗缝钻进来，带着老槐树的香，我突然想起奶奶说的，那天二奶奶走时，爷爷站在门口，直到看不见她们的背影，才蹲下去，把落了满身的槐花，一片一片捡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