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徐志摩探班民国明星俞珊。正聊得欢，俞珊忽然喊道：“啊呀，真要命，我要小便，我要小便!”。没想到徐志摩急忙双手捧着痰盂急切喊着：“痰盂来哉!痰盂来哉！”，大献殷勤。 先回到那个让徐志摩“原形毕露”的后台。那时候俞珊刚演完戏，妆还没卸，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度亢奋又极度疲惫的状态。她那一嗓子“我要小便”，喊得毫无顾忌。按理说，大家闺秀、当红女星，怎么也得含蓄点吧？可俞珊不。 这种“野性”，恰恰就是那时候文人最缺的药。 徐志摩是什么反应？他没有尴尬，没有叫佣人，而是自己冲上去找痰盂，还双手捧着，嘴里喊着“痰盂来哉”。各位，这画面不仅滑稽，甚至带着点宗教般的虔诚。在徐志摩眼里，这哪是接尿啊，这是在伺候一位“名为莎乐美的女王”。 这事儿传到陆小曼耳朵里，家里自然是炸了锅。陆小曼那句名言大家可能听过：“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可不行。” 很多人只当这是陆小曼吃醋，其实没看透本质。陆小曼发火，是因为她发现徐志摩把俞珊穿过的舞鞋偷偷带回了家，还在鞋里塞了首诗，写着“愿你永做掌上莲”。这哪是追星，这是想把人家供起来。 徐志摩这般失态，仅仅是因为俞珊长得美吗？肤浅了。 俞珊的美，带着一股子血腥味。 1929年，田汉排演《莎乐美》，找俞珊来演那个索要圣人头颅的犹太公主。这戏在当时什么概念？约等于在孔夫子的家门口跳钢管舞。 俞珊演到高潮处，那个著名的“七重纱舞”，一层层纱衣剥落，最后捧着那个血淋淋的道具人头，当着全场观众的面，把红唇死死地吻了上去。那一刻，上海滩的空气都凝固了。 金陵女子大学出来的乖乖女？不存在的。台下的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欲望、死亡与美完美融合的怪物。当时的评论界炸了，有人骂她伤风败俗，有人捧她是“中国第一身体”。 这种极端的反差，对文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梁实秋，多稳重一人，号称“白壁德门徒”，看了俞珊的戏，居然在文章里酸溜溜地劝人家“这种唯美派肉欲的戏别演了”。田汉直接怼回去：你这是假道学！ 结果呢？梁实秋去了青岛大学当馆长，一听说俞珊病了，信写得比谁都勤。等俞珊后来真去了青岛，梁实秋为了抢着献殷勤，跟同事赵太侔闹得满城风雨。连闻一多这种整天刻图章的闷葫芦，都差点为了俞珊动了凡心，写出了那首著名的《奇迹》。 但如果你以为俞珊只是个会演戏的花瓶，那又错了。她的背景，硬得吓人。 她祖父是鲁迅的老师俞明震，前清翰林；她叔叔是后来的“国防部长”俞大维；她那个后来名震天下的弟弟叫俞启威。这家人，把民国的政治、外交、科技、艺术全给包圆了。 有着这样的家世，俞珊本可以安安稳稳当个名媛。可命运跟她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1930年代初，她那个搞地下工作的弟弟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了，判的是死刑。家里虽然有权势，但在那个动荡的节骨眼上，谁都不好使。 这时候，俞珊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 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赵太侔，是个沉默寡言的学究，年纪比俞珊大了一轮，还有家室。但他手里有权，能把人捞出来。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 俞珊为了救弟弟，答应嫁给刚刚离婚的赵太侔。据说，赵太侔为了娶这尊“女神”，也是下了血本，把原配夫人送走，即使背上“逼婚”和“老牛吃嫩草”的骂名也在所不惜。 这才是俞珊最让人唏嘘的地方。 在舞台上，她是索要男人头颅的魔女莎乐美；在现实里，她却是为了家族男丁，甘愿献祭自己头颅的圣女。 她嫁给赵太侔那天，手里提着当年演戏的舞鞋，在洞房里坐了一宿。很多人说，从那以后，那个眼里有光的俞珊死了，活下来的只是“赵校长太太”。 婚后的俞珊，成了青岛大学最亮眼也最落寞的风景。 以前在上海，她是众星捧月；在青岛，她是笼中鸟。梁实秋在回忆录里写，那时候去赵校长家，总感觉气氛怪怪的。俞珊虽然还是美，但那种美，变成了一种标本式的美，没有了生气。 她把以前演出的那些剧照、戏服都压到了箱底。偶尔教邻居小孩唱几句《七重纱》，眼神里才会闪过一丝当年的光彩。 她这一生，似乎都在为别人活。为田汉救场演戏，为徐志摩提供幻想，为弟弟牺牲婚姻。大家只看到了她作为“尤物”的风光，没人看到她作为“人”的挣扎。 故事的结局，比《莎乐美》的剧本还要惨烈。 时间来到1968年，那个特殊的年代。俞珊因为早年演过“资产阶级腐朽话剧”，又加上她那个复杂的社会关系，成了重点批斗对象。 那个曾经让徐志摩捧痰盂、让梁实秋神魂颠倒的民国女神，被剃了“阴阳头”，拉出去游街。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俞珊手里可能什么都没抓，只有那份深入骨髓的绝望。据说她去世前，还要了一杯水，喝水的姿势依然优雅，像极了当年在舞台上举起银杯的样子。 同年，她的丈夫赵太侔，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学校长，也选择了投海自尽。这对半路夫妻，生前同床异梦，死时却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