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保密局的特务已经把上万名共产党员的处决名单划好了红叉，就等一声令下。结果，一个自己人，把这事给搅黄了。 1949年的南京城里，空气中弥漫着山雨欲来的紧张。 保密局的办公桌上，一份列着上万名共产党员的名单上布满刺眼的红叉，特务们荷枪实弹守在各监狱门口，雨花台刑场早已准备就绪，只待上级一声令下。 可谁也没料到，这个看似板上钉钉的处决计划，竟被一个“自己人”彻底搅乱。 他就是国民党最高法院检察长杨兆龙，顶着哈佛法学博士的光环，在国民党阵营里身居要职，却悄悄救下了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 当时中共南京市委早已预判到国民党败亡前可能展开大屠杀，一直在寻找能撬动司法系统的关键人物。 地下党员沙轶因的姐夫正是杨兆龙，而杨兆龙的妻子早年曾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思想开明，这层特殊关系让营救计划有了突破口。 经过沙轶因多次诚恳沟通，再加上与地下党负责人彻夜长谈，杨兆龙看清了时局走向，也坚定了救人的决心。 此时的他，虽身处国民党阵营，却早已对其腐败与残暴深感不满，心中的法理良知让他无法坐视上万条生命被随意剥夺。 1949年3月，南京政府行政院改组，杨兆龙的旧友张知本出任司法部长。 他抓住这个契机，力劝张知本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释放政治犯的提案。 这份提案遭到朱家骅等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张知本以辞职相逼，最终提案以微弱多数通过。 但事情并未结束，按照规定，释放令必须经总统签字才能生效，而当时代总统李宗仁正在广西。 杨兆龙当机立断，连夜飞往广西面见李宗仁，以和谈大局与国际影响为由，成功说服李宗仁在释放令上签了字。 拿到签字文件后，杨兆龙立刻以代电形式通告江苏、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份的司法机关执行释放命令。 为了防止特务从中作梗，他特意绕开保密局的渠道，让秘书以最快速度传递指令。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得知消息后，多次向杨兆龙施压，要求加快案件复核进度，甚至暗示他不必拘泥于法律程序。 但杨兆龙始终以法理为盾，坚持逐案核对证据，故意放慢复核速度，用合法程序为营救争取时间。 那些日子里，杨兆龙白天坐镇办公室处理复核案件，晚上密切关注各监狱动态。 一旦听闻特务有私下动手的苗头，他便立刻驱车前往，凭借最高法院检察长的身份震慑特务。 特务们虽心有不甘，却既不敢违抗代总统的命令，也挑不出杨兆龙的半点错处——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法律规定，完全是在履行本职工作。 国民党内部不少人觉得他在局势动荡时还死抠程序过于较真，却没人怀疑他的立场，毕竟他哈佛博士的出身、多年为国民党效力的经历，都让他看起来是个纯粹的“法律信徒”。 1949年4月，随着解放军逼近南京，国民党官员纷纷仓皇逃窜，没人再顾得上监狱里的政治犯。 4月13日起，南京老虎桥监狱、西安中央监狱等各地监狱的大门陆续打开，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陆续走出牢房。 据各地司法机关后来上报的数据，此次被释放的政治犯多达一万余人，恰好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 南京解放后，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亲自登门拜访杨兆龙，当面称他为“救命恩人”。 而那些获救的共产党员，许多人后来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 杨兆龙却没有声张自己的功劳，依旧专注于法学事业，后来还参与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