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38年12月25日，江西南昌洪都三人身穿军装在南昌会战前夕来到照相馆合影。当年，南昌的照相馆专门服务于这样的家庭。战争年代，一家人的合影既珍贵又特殊，尤其是这样的军人家庭。这样的家庭在当时被或称为家庭军队化。一家人都是军人。抗战中，这样的家庭并不罕见。 照片里的三人站得笔直，中间的中年男子是父亲陈守义，左边挽着他胳膊的是妻子周桂兰，右边并肩而立的是刚满18岁的儿子陈建国。陈守义的军装袖口磨出了毛边，胸前的军衔徽章却擦得发亮，他参加过淞沪会战，左胳膊上还留着日军刺刀划下的疤痕——那是掩护战友撤退时留下的印记。 周桂兰的军装是改过的，腰身收得有些紧，她原本是南昌城里的小学教员，卢沟桥事变后主动报名加入战地护士队，这几年跟着部队辗转南北，脸上的皮肤被风吹得有些粗糙，眼神却格外坚定。 陈建国站在父亲身边，肩膀还没完全舒展开，军装穿在身上略显宽大，他刚入伍三个月，胸前的新兵徽章还带着布料的硬挺感，双手紧紧攥着裤缝，眼神里既有对战争的敬畏，更有年轻人的热血冲动。 摄影师按下快门的瞬间，周桂兰悄悄抬手理了理丈夫的衣领，又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她没说什么，却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一刻——谁也不知道这场会战结束后，一家人还能不能再这样聚在一起。当时的南昌城，像这样的家庭随处可见。 城东的铁匠铺老板一家四口，父子三人都上了前线，妻子留在后方给部队修补枪械；城南的裁缝铺老板娘，带着两个女儿加入了担架队，白天抢救伤员，晚上缝补军装。他们不是天生的战士，只是在国破家亡的时刻，选择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家园。 “家庭军队化”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无数家庭用骨肉亲情筑起的防线。陈守义原本不同意儿子参军，他亲眼见过太多年轻士兵倒在战场上，不想让唯一的儿子也面临生死考验。 可陈建国倔强得很，瞒着父母偷偷报了名，拿到入伍通知书的那天，他跪在父亲面前说：“爹，您常说国家是千万家，现在家快没了，国也快没了，我不能看着日本人在咱们的土地上横行。 ”这句话让陈守义红了眼眶，他想起自己参军时父亲说的话，一模一样的语气，一模一样的坚定。周桂兰没有反对，只是连夜给儿子做了两双布鞋，鞋底纳得密密麻麻，每一针都藏着母亲的牵挂。 南昌会战打响后，陈守义所在的部队负责防守南昌外围的吴城镇，周桂兰在后方医院抢救伤员，陈建国则跟着部队在城郊的山林里阻击日军。那段日子，炮火连天，通讯时常中断，一家人只能通过偶尔的书信了解彼此的安危。 陈守义在信里很少说战况，只告诉妻儿自己一切安好，让他们注意安全；周桂兰会在信里写一些伤员的故事，说他们如何坚强，如何盼着胜利的那天；陈建国则像个孩子一样，在信里汇报自己的进步，说自己学会了精准射击，还救了战友的命。 可战争从来不会手下留情。1939年3月，日军对吴城镇发起猛攻，陈守义所在的阵地被炮火覆盖，他带着战士们死守阵地，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 在一次肉搏战中，他为了掩护新兵撤退，被日军的炮弹炸伤了右腿，昏迷前还紧紧握着那把从淞沪会战带回来的驳壳枪。周桂兰在后方医院收到消息时，正在给一名重伤员包扎伤口，她强忍着泪水完成了手术，当晚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冒着炮火赶往前方阵地寻找丈夫。 陈建国在阻击日军的战斗中表现英勇，他跟着班长在山林里设伏，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多次偷袭日军运输队。有一次，他和战友们被困在山洞里，断水断粮三天三夜，靠着吃树皮和野果坚持了下来。 直到援军赶到，他才发现自己的脚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泥水里，已经溃烂发炎。可他没叫苦，只是惦记着父母的安危，每次见到通讯兵都要问有没有家里的消息。 这样的故事，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数不胜数。无数个“陈守义家庭”，放弃了安稳的生活，告别了温馨的家园，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洪流中。 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外侮的长城。他们明白，没有国，就没有家，只有把侵略者赶出去，子孙后代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了，那张泛黄的合影还被陈家人珍藏着。照片里的三人早已不在人世，可他们的精神却永远流传了下来。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正是无数这样的家庭用牺牲和奉献换来的。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家国情怀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生死关头的义无反顾。铭记他们的付出，传承他们的精神，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