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山东临沂沂南县公安接到举报：有个卖烧酒和狗肉的老汉，经常在山里转悠，极为可疑。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56年春，沂蒙山的薄雾还没散尽，崎岖山道上便出现一个挑担老汉。 担子一头是封着红布的烧酒坛，一头挂着油亮的狗肉。 他走路不急不缓，却总在岔路口停下脚步，对着层叠的远山出神。 这般古怪行径很快引起村民警觉，消息传到乡公所时，公安员正泡开今春头一茬山茶。 三天后的晌午，老汉在青驼寺村外的老槐树下被拦住。 他安静地放下担子，从怀里摸出张泛黄的复员证。 公安员查验时，目光停在他脖颈下一道深褐色疤痕。 那是子弹擦过的印记。 掀开粗布衫，肋间、腹部的旧伤疤像地图上的等高线。 老汉名叫郭伍士，山西人，1938年参军的老八路。 他要找的是位救过他命的沂蒙母亲，只记得乡亲唤她“张大娘”，大约在桃棵子那片山坳里住。 1947年复员后，他放弃回黄河老家，用全部抚恤金置办这副货郎担。 九年里，担子换过三副草绳，鞋底磨穿十几双，把沂南大小山沟趟了不知多少遍。 这桩心事要回溯到1941年腊月。 那年扫荡来得急，郭伍士所在的侦察班在桃花岭遭遇日军。 为掩护电台转移，他引着鬼子往反方向跑，子弹追着脚后跟打进松林。 最后一颗子弹穿过腰腹时，他正扑向山涧。 醒来时天地素白，血在雪地上洇出朵硕大的山茶花。 他撕下绑腿扎紧伤口，朝着有炊烟的方向爬。 三里山路，从日头偏西爬到星子满天才看见村头那盏摇晃的风灯。 开门的是个绾髻的妇人，蓝布袄袖沾着玉米面。 那夜郭家土炕烧得滚烫，妇人用绣花剪子挑开冻在伤口上的军装，棉花和皮肉粘作一团。 她煨了花椒盐水，拿新棉布蘸着擦洗，每擦一下，昏迷的人就抽搐一下。 天亮前，村支书敲开木窗带来消息：鬼子在五里外扎营了。 藏身的地窖在红薯窖深处，入口掩着堆陈年麦糠。 郭伍士在这里躺了三十七天。 每天黄昏，地窖木板会掀开条缝，先吊下瓦罐小米粥，再是裹在棉絮里的草药包。 有回高烧说胡话，朦胧间看见妇人坐在地窖口，就着油灯挑他伤口里的脓。 那双手生着老茧，动作却轻得像羽毛拂过。 后来才知道，为找消炎的紫花地丁，她摸黑摔进沟里，左腿瘸了半月。 最险的是腊月二十三祭灶日。 一队伪军突然闯村搜查，脚步声停在红薯窖上方。 妇人突然放声哭骂，说自家腌的过年肉被黄鼠狼拖了，抄起烧火棍打得麦糠满院飞。 伪军啐着晦气离去时，几粒土坷垃正落在郭伍士额头上。 那晚的粥里多了指甲盖大的腊肉，妇人隔着木板说： “孩子，好好活着，等太平了给娘捎个信。” 这句承诺像种子埋进心里。 郭伍士伤愈归队时，对着土坯房磕了三个头。 此后的军旅岁月，他揣着这粒种子走过了鲁南战役、孟良崮硝烟。 直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礼花照亮北京城时，他在天安门广场的欢潮里想起那盏沂蒙山的油灯。 寻亲的第九年秋天，货郎担停在了桃棵子村石碾旁。 几个晒柿饼的妇人闲聊，说前庄张寡妇家来了外省亲戚。 郭伍士手一抖，酒提子“哐当”掉进坛里。 他沿着妇人指的方向跑，荆条筐滚下山坡都顾不上捡，跑到白发苍苍的老妇面前时，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老妇正在院里晒山楂片，听见动静转过身，眯眼打量这个气喘吁吁的外乡人。 “大娘，”郭伍士声音发颤，“您认不认得三十七年冬天，那个藏在红薯窖里的伤兵？” 老妇手里的笸箩“啪”地落地，山楂片滚了满地。 她踉跄上前，枯瘦的手抚上他颈间疤痕，眼泪滴在陈年旧伤上： “是虎子？伤在后腰的虎子？” 原来郭伍士昏迷时曾说梦话，念叨娘给取的乳名。 这声“虎子”像把钥匙，骤然打开时光锈锁。 当年英气妇人已成耄耋老妪，昔日重伤少年也染了鬓霜，只有那盏穿越战火的人性灯火，依然在岁月深处亮着。 郭伍士当真在桃棵子村住下了。 他把山西的妻小接来，在祖秀莲老屋旁起三间瓦房。 每天清晨，他挑着那副不再走街串巷的货郎担，一头装着赶集割的鲜肉，一头坐着嚷嚷要听故事的小孙儿，吱呀吱呀走向张寡妇家。 村里人都说，这家人比许多血缘至亲更亲。 1977年谷雨，祖秀莲在满堂儿孙环绕中离世。 七年后，郭伍士病重时，执意要葬在义母坟旁。 如今两座青石墓碑立在沂蒙山向阳坡上，一座刻着“慈母祖秀莲”，一座刻着“子郭伍士”，中间有棵山茶树，年年清明开得轰轰烈烈。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郭伍士：归来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