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有意思，平时张口闭口都要“向美国学习”的法学大拿们，怎么一提到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就急眼了？ 项立刚不过是提了个建议，顺嘴问了句经费来源，结果这位大院长直接甩出一句“没必要交代”。 美国FARA 1938年出台，核心是披露外国资助与活动，保障公众知情权。 这话听着就离谱，平时在学术论坛、公开讲座上，这些法学大拿把美国法律夸得天花乱坠，动辄拿美国的立法经验当范本，说人家的法律体系完善、监管到位，连细节里的公平正义都挖得透透的。可真聊到FARA，聊到境外资助披露，立马换了副嘴脸，不仅不愿谈，还对提建议的人冷嘲热讽，这前后反差也太大了，到底是怕触及利益，还是压根就没真想过要学美国法律里的精髓？ 美国FARA可不是摆着看的空架子，1938年出台至今，修订过好几次，执行力度越来越严，核心就是堵死境外势力通过资金渗透影响本国决策、误导公众的漏洞。不管是企业、媒体，还是学术团体、公益组织，只要拿了境外资助，从事的活动可能涉及影响美国社会或政府决策，都得主动去司法部登记，如实申报资助方信息、资金数额、用途，甚至连活动方案都得备案。要是敢隐瞒不报，后果相当严重，轻则罚款几十万美金，重则直接追究刑事责任，美国国内不少机构都栽过跟头。前几年有个美国本土的学术智库，拿了境外某基金会的资助搞研究，没按FARA要求登记，被司法部盯上后，不仅罚了五十多万，还得公开道歉整改，连之前的研究成果都被公众质疑立场偏颇，后续合作全受了影响。 更狠的是，美国对FARA的执行压根不搞特殊对待，哪怕是高校里的教授、法学界的学者，只要以个人名义拿了境外资助，开展相关学术交流、发表观点评论，也得按规定申报。去年就有位美国法学教授，因为接受了境外某机构的研究经费，没及时在FARA系统登记，被司法部约谈，最后不仅补了申报材料，还得提交书面说明，解释资金用途和研究独立性，全程公开透明，半点含糊都没有。这些规定，这些法学大拿不可能不知道，甚至不少人在论文里还专门分析过FARA的合理性，夸它能防范境外渗透、保障公众知情权，可真到了国内，有人只是建议参考这个逻辑，问问经费来源，就急着跳出来反驳，说“没必要交代”，这不是选择性失明是什么？ 项立刚的建议其实特别实在，就是希望国内那些拿了境外资助的机构、学者，能如实披露资金情况，让公众知道背后有没有境外势力干预，观点是不是客观中立。这跟FARA的核心逻辑完全对上了，本质都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防范境外资金通过各类渠道影响国内舆论、干预相关事务，怎么到了这些法学大拿嘴里，就成了不能提的事？这位直接说“没必要交代”的大院长，平时在课堂上教学生要敬畏法律、重视程序正义，转头自己面对公众的合理疑问，却连一句坦诚的回应都没有，反而态度强硬地拒绝披露，这种双重标准，哪里还有半点法学学者该有的严谨和公正？ 这些人急眼的根本原因，说白了就是怕把经费来源摆到明面上。现在不少所谓的学术机构、法学团体，看着是做研究、谈法治，实则背后拿了不少境外资助，有些资金来源甚至跟境外反华势力沾边。一旦按FARA的逻辑要求披露，这些见不得光的利益链条就会被戳破，他们平时营造的“中立客观”“学术独立”人设会彻底崩塌，不仅丢了面子，还可能面临舆论质疑，甚至相关监管部门的调查。所以他们才会急着反驳，用“没必要交代”堵死公众的疑问，本质就是心虚，怕自己的那点小心思被拆穿。 更让人无语的是，这些法学大拿一边拒绝披露自身的境外资助，一边还在不断鼓吹美国法治的完善，把FARA当成美国防范境外渗透的典范来讲解，可真到了国内需要借鉴类似逻辑完善监管的时候，他们却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这种只许自己捧着美国法律当门面，不许别人借鉴其合理条款的做法，说到底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条款，就拼命吹捧、要求推广；对自己不利的，哪怕逻辑再合理、国际上有成熟经验，也得找各种理由反驳，完全把法律当成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早就忘了法学学者该有的初心和担当。 公众追问经费来源，从来不是没事找事，而是合理的权利诉求。不管是学术研究、舆论发声，还是各类公共活动，只要拿了境外资助，就可能存在立场偏向，公众有权知道背后的资金情况，判断相关观点、活动是不是真的客观公正，是不是符合国家和公众利益。美国通过FARA把这件事管得明明白白，就是因为清楚境外资金渗透的危害，可国内这些天天喊着学美国法律的人，却故意忽视这一点，甚至阻挠相关监管建议的提出，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学术诚信，更辜负了公众对法学学者的信任。 别再拿着“学术独立”“没必要交代”当借口回避问题，也别再搞双重标准对待国内外法律条款。正视公众的合理疑问，如实披露境外资助情况，才是法学学者该有的态度，也才能真正维护学术领域的干净清明。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