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去世汉武帝悲痛，赋谥号、亲选墓地，为啥转眼便灭了卫家满门。 公元前106年，大司马大将军卫青病逝，汉武帝刘彻给予其顶级身后荣宠。他亲择茂陵东北隅作为卫青葬地，按阴山形制堆筑墓冢，以契合其北击匈奴的旷世战功，更追赠谥号“烈”，既彰显卫青一生忠勇，也定格了君臣相知的巅峰时刻。彼时长安百姓自发迎送灵柩，葬礼规制等同王侯，无人能预见，仅十五年后，这座功勋家族便会被汉武帝亲手推向覆灭深渊。 卫氏一族的崛起，全程依托于卫青的赫赫军功。从平阳侯府的骑奴跻身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凭七次北击匈奴的胜仗，为汉朝开拓千里疆土，也让卫氏一跃成为顶级权贵。卫子夫册立为后，其子刘据被立为太子，卫青三名幼子尚在襁褓便获封侯，一门五侯的荣耀叠加朝堂半数将领出自其麾下的格局，形成了后宫、储君与军权相互依托的权力体系。这一体系在汉武帝开疆拓土阶段发挥关键作用，却在帝国趋于稳定后，成为汉武帝心中无法忽视的隐患。 卫青在世时，以谦和低调的行事风格维系着君臣平衡。他从不豢养门客结党，对皇权始终保持绝对敬畏，这种克制暂时消解了汉武帝对权臣的猜忌。但卫青的存在本身就是卫氏家族的天然护身符，他的病逝彻底打破了朝堂权力平衡。汉武帝对卫青的悲痛真实可感，这份情绪中既有对功臣的感念，也暗含对权力制衡支点消失的隐忧，而这份隐忧很快便转化为对卫氏家族的系统性打压。 卫青去世次年，汉武帝便启动削弱卫氏势力的举措。他以“酎金成色不足”为由，削夺卫青次子卫不疑、三子卫登的侯爵，仅保留长子卫伉的爵位，这一操作绝非偶然，而是针对卫氏外戚势力的精准打击。与此同时，汉武帝刻意培植新的外戚力量制衡卫氏，因妹妹李夫人得宠的李广利被委以军事重任，即便多次领兵出征失利、折损大量兵力，仍被封为海西侯。这种明显的权力倾斜，向朝堂清晰传递出信号：卫氏的黄金时代已然落幕。 卫氏家族的覆灭，以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为直接导火索，但灾祸的根源早已深埋。汉武帝晚年多疑之心日盛，对皇权的掌控欲达到顶峰，而太子刘据的仁厚宽和与汉武帝的严苛执政风格形成鲜明对立，相关矛盾早已累积。卫青去世后，失去最强庇护的刘据，自然成为朝中奸佞构陷的目标，这些人精准拿捏汉武帝忌惮卫氏势力的心思，蓄意制造事端牵连太子与卫家。 巫蛊之祸的爆发，始于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的贪腐案。公孙贺为营救获罪的儿子，主动请缨追捕阳陵大侠朱安世，却反被朱安世反咬一口，诬告其在甘泉宫埋下木偶诅咒汉武帝。公孙贺身为卫皇后的姐夫，属于卫氏核心姻亲，此案直接将卫氏家族拖入灭顶之灾。汉武帝下令彻查，公孙贺父子最终被判处腰斩，卫青长子卫伉因牵连此案，先被发配边塞服苦役，后被定罪处死。 案件在江充的推动下进一步升级。江充与太子刘据素有嫌隙，借查办巫蛊案之机，在太子宫中“挖出”桐木人，以此构陷太子谋反。无法当面自证清白的刘据被迫起兵，长安城内陷入混乱。汉武帝震怒之下，误信使者关于“太子谋反”的不实禀报，下令调兵平叛。刘据的兵力终究难以与朝廷大军抗衡，兵败后出逃，最终被迫自杀。 卫子夫因动用皇后玺绶协助刘据调兵，被汉武帝收回玺绶。失去皇后权力象征的卫子夫，为保全最后的尊严选择自尽。巫蛊之祸的清算并未止步于太子与皇后，汉武帝顺势展开对卫氏家族的全面清洗，卫氏核心族人多以“谋反”罪名被处死，相关姻亲、旧部也遭到牵连诛杀。曾经权倾朝野的卫氏一族，就此彻底覆灭。 纵观整个过程，汉武帝对卫氏的态度转变，本质是皇权巩固的必然选择。卫青在世时，其军事才能是汉武帝开疆拓土的重要依托，谦和品性也让皇权无虞；而卫青死后，卫氏与储君绑定的权力格局，成为晚年汉武帝的最大忌惮。巫蛊之祸不过是汉武帝清除卫氏势力的契机，他借这场灾祸彻底瓦解了外戚与储君联动的权力体系，以极端手段巩固了皇权。 这场权力清算虽终结了卫氏的辉煌，却也给汉朝带来重创，牵连数万人丧生。直到晚年，汉武帝才逐渐醒悟，颁布轮台罪己诏反思过错，但卫氏家族的覆灭已成定局。卫青以一生忠勇赢得的荣宠，最终未能庇护家族，这背后藏着的，是封建皇权体制下，功臣外戚难以挣脱的权力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