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方有很多生育十几个孩子的王后，而东方很少有这样的后妃？ 西方王后的子宫首先是一夫一妻制的牺牲品。 当亨利八世为求男嗣六娶王后时，他的第一任妻子凯瑟琳连续7次怀孕，仅存活一个女儿，最终因"生育失败"被废黜。 在没有妾室的欧洲宫廷，王后必须独自承担延续血脉的重任，避孕手段的匮乏（仅靠经期推算或危险的草药）让她们如同不停运转的生育机器。 玛丽亚·特蕾莎的16次分娩中，11次是女儿，这种"无效生育"在东方不可想象——因为中国皇帝可以通过庞大的后宫分摊生育压力，乾隆的令贵妃以4子2女成为清代最高产后妃，而她的生育量仅占皇帝子女总数的1/5。 东方后妃的生育权从来不是单纯的生物学问题。北魏"子贵母死"制度下，胡氏怀孕时竟跪求宫人"乞为诸王，不愿为太子"，这种对生育的恐惧直接腰斩了后宫的生育意愿。 隋文帝时期，独孤皇后虽垄断帝王宠爱，却因49岁生育末子导致气血两虚，终身依赖人参阿胶续命。 更残酷的是，生育数量与生存风险成正比：唐太宗长孙皇后36岁病逝，医案记载"气疾并发产后虚弱"；西魏乙弗皇后14年生12子，最终因政治斗争被赐死，临终前"引被自覆而崩"的场景，道尽东方后妃"生得越多，死得越快"的生存法则。 权力结构的差异让东西方后妃的生育目的南辕北辙。欧洲王后的每个孩子都是政治筹码：特蕾莎将女儿们嫁到法、西、那不勒斯，用"哈布斯堡的眼泪"编织联姻网络；而中国后妃的生育更像一场豪赌——武则天41岁生下太平公主时，已在感业寺被迫堕胎一次，她深知多一个子嗣就多一份争储的底气。 这种差异在继承制度上尤为明显：当英国安妮女王17次生育全夭折后，王位不得不传给远亲乔治一世；而中国皇帝即使无子，也可从宗室过继（如宋仁宗嗣子赵曙），这种弹性制度让后妃无需以命相搏。 医疗水平的鸿沟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的生育差异。中世纪欧洲的接生婆仍在用羊肠线缝合会阴，而宋代宫廷已记载"产后血晕"的四物汤调理方案。 但东方的医疗优势被制度反噬——清代《懿妃遇喜档》显示，慈禧怀孕时需每日服用安胎药，24小时专人守护，这种"精细化囚禁"反而让后妃对生育望而生畏。 对比之下，法国凯瑟琳王后15年生10子，每次分娩都可能面临产褥热，却因"必须为瓦卢瓦王朝续命"而不得不持续受孕。 当我们将视角投向更深处，会发现东西方后妃的身体都是权力的战场。 欧洲王后在一夫一妻制下被迫"以量取胜"，东方后妃则在多妻制中陷入"质的内卷"——唐代长孙皇后主动求孕以固后位，明代徐皇后35岁生末女时已耗尽元气。 两种制度殊途同归，都将女性的生育能力异化为权力工具，但东方后宫更复杂的生存博弈（如子贵母死、储君之争），让后妃们不得不在"生"与"死"之间走钢丝，最终导致了看似"低产"实则悲壮的生育史。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东西方权力结构对女性身体的不同剥削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