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要见证历史了？近日，德国联邦议会以323票赞成、272票反对的表决，正式通过，德国军队从18万人，扩充到26万军队，而且还要增加20万预备役部队。 这确实是德国战后七十多年来最具突破性的军事调整，足以被视作欧洲安全格局重塑的重要标志，其背后交织着复杂的现实压力与长期的战略考量。 二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经历了彻底的和平主义改造，《基本法》明确了和平发展的底色，长期奉行军事克制文化，甚至在2011年取消了实行多年的义务兵役制，转为志愿兵役模式，现役兵力也始终维持在相对精简的规模，始终以经济强国而非军事强国的姿态立足欧洲。 这种状态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直到近年来国际安全环境的剧烈变化才被彻底打破,俄乌冲突的全面升级成为了德国防务政策转向的直接导火索，这场冲突让欧洲大陆重新感受到了地缘政治对抗的切肤之痛，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家，直面着东部边境的安全压力，原本依赖的集体安全体系显得不再稳固。 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收缩让欧洲盟国陷入了安全焦虑，美国通过威胁减少驻欧驻军、施压盟友增加军费等方式，将部分安全责任转嫁回欧洲，作为欧盟经济龙头的德国，自然被推到了填补安全空缺的前沿。 北约框架下的要求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北约计划将成员国作战旅总数从80个增至120个以上，明确要求德国增加7个旅约4万人的兵力，这成为德国扩军的重要外部驱动力。 从德国自身的战略诉求来看，这次扩军也是其谋求欧洲领导力的必然选择。长期以来，欧洲存在“经济靠德国、安全靠法国”的格局，德国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却因二战历史包袱在安全事务中始终难以发挥主导作用。 如今借着欧洲安全自主意识觉醒的契机，德国希望通过强化军事力量，打破这种失衡局面，在欧盟和北约框架内获得更重的话语权，推动欧洲安全格局围绕法德核心重塑。 兵员补充问题是扩军计划的核心痛点，也是此次《兵役制度现代化法》的核心目标。近年来德国志愿兵役制面临严重的兵源短缺，即便开出每月2600欧元津贴、提供职业培训等优厚条件，每年自愿入伍的新兵也仅有5000人左右，远无法满足从18万扩编至26万现役兵力的需求，更别提20万预备役的建设目标。 这也是德国政府不得不计划恢复义务兵役制的根本原因，从2026年开始，所有18岁男性必须填写服役意愿问卷并接受体检，女性自愿参与，一旦志愿兵数量不足，就启动“需求征兵制”，确保兵源补充。 但这一举措也暴露了国内的深层分歧，18至29岁年轻群体中反对率高达63%，18至25岁适龄群体反对率更是飙升至72%，而60岁以上群体支持率则达到61%，代际之间的安全观差异、东西德地区因历史背景形成的认知分歧，让这项法案在323票赞成、272票反对的惊险表决中才得以通过，凸显了政策推进的阻力。 德国的扩军并非单纯增加兵员数量，而是配套了全面的军事现代化计划。 在装备更新方面，1000亿欧元特别基金的一半以上用于采购先进武器，包括F-35A战斗机、“豹-2”主战坦克、“山猫2型”装甲侦察车等，2024年德国军工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45%，下一个预算年度还将启动约320个新武器和装备项目。 为了提升采购效率，德国政府还在简化原本冗长复杂的军工采购程序，试图解决长期存在的装备老化、完好率低的问题。 同时，德军的编制也在进行结构性调整，包括设立专门的网络部队、在立陶宛部署首个长期驻海外旅级单位等，适应现代战争的需求。 历史包袱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二战策源地，德国的军力扩张始终让周边国家抱有历史焦虑，58%的德国受访者担心军力过强会引发邻国不安，62%的受访者反对德国主导欧盟防务，这种担忧在中东欧国家中更为明显。 在国际层面，德国的扩军举措已经引发了连锁反应，俄罗斯将其视为北约东扩的延续，俄外长拉夫罗夫直接批评德国表现出“明显的纳粹复活迹象”，认为其已直接卷入对俄代理人战争，这无疑会进一步激化欧俄对立，增加军事对峙的风险。 而在北约内部，德国军力的增强可能会改变内部力量平衡，美国既希望德国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又担心其壮大后增加离心倾向，欧洲内部法德轴心的关系也可能因此发生微妙调整。长远来看，德国重新定位军事角色后，可能会带动欧洲在安全议题上发挥更多能动性，甚至主动介入亚太、非洲等地区事务，让“欧洲力量”在全球地缘政治中占据更显眼的位置。 这场扩军不仅是德国军事政策的历史性转折，更是欧洲安全秩序重构的缩影，它既源于当下复杂的地缘冲突压力，也承载着德国重塑国际地位的战略野心，同时还面临着国内分歧、财政约束、历史包袱和国际博弈等多重考验，其推进过程和最终效果，都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的欧洲乃至全球安全格局，确实称得上是值得见证的历史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