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教科书上，鞋拔脸的明太祖画像被换掉了，甚是欣慰，如果太祖爷真的长得这么丑，能让马皇后一眼就相中吗？但凡略微一思考，就觉得这个画像有问题，但为什么还能进教科书呢？ 我们先得弄清楚，那张广为流传的丑像从何而来，追溯源头，它并非明代官方出品。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代宫廷画像中，朱元璋的容貌虽有不同版本，但大体是方面大耳、神态雍容的帝王之相。 而那张下巴前凸、面布黑痣的夸张画像，在明代中期以后的民间画本、野史笔记中才逐渐出现，并在清代被大量复制传播。 这里有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满清入关之后。清朝在编纂《明史》和整理前朝遗物时，对这类丑化明朝开国君主的画像，采取了某种默许甚至推广的态度。 这并非偶然，其政治意图隐约可见：通过塑造朱元璋相貌“异常”乃至“凶狠”的形象，潜移默化地削弱其“真命天子”的天授光环，从而衬托本朝统治的“正统”与“天命”。 这种手法在历史上并不新鲜，将前朝或政敌进行“妖魔化”描绘，是权力叙事中常见的一环。 那么，朱元璋的真实样貌究竟如何？我们固然无法穿越回去拍照，但仍有可靠线索，中山靖王墓出土的文物有其历史价值，但时代相差太远，不足为凭。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多方印证，其一，是故宫南薰殿旧藏的明代皇室画像体系，这套画像历经明清两代传承，具有较高的官方权威性。 其中的朱元璋中年肖像，展现的是一位面容饱满、目光炯炯、胡须整洁的男性，虽谈不上多么俊美，但绝对符合当时对“贵人之相”的普遍认知，即所谓“姿貌雄杰，奇骨贯顶”。 其二，我们可以观察朱元璋直系后裔的相貌，尽管年代久远，基因稀释，但南京等地一些明确有明皇室族谱记载的朱氏后人，其面部骨骼特征，也与那幅“鞋拔子脸”相去甚远。 其三，看文字记载，无论是明朝官方文献，还是与朱元璋同时代且并无刻意奉承必要的域外使臣记录，描述其相貌多用“姿貌雄杰”、“龙瞳凤目”等词，从未提及那种极其反常的面部结构，这些不同来源的证据相互佐证，指向一个结论：那张丑陋画像，绝非写实之作。 关于马皇后的眼光，这倒是一个常被忽视却极有说服力的旁证，马皇后之父郭子兴是起义军首领，她自幼见多识广，绝非寻常女子。 在朱元璋还只是郭子兴麾下一名亲兵时，马氏便认定他非池中之物，不仅时常周济关怀，更在父亲面前为其美言。 这种早期的赏识与托付，固然基于朱元璋表现出来的才能与气度，但假如其相貌真的怪异到令人不适甚至视为“不祥”的地步，在那个人们深信“相由心生”的时代，作为一方统帅千金的马氏，能否如此毫不犹豫地倾心相待，恐怕要打上一个大问号。 人的第一印象很难完全脱离外在形貌，尤其是涉及婚姻大事，这个故事从侧面提示我们，青年朱元璋的容貌，至少是端正、有英气，乃至有独特魅力的，方能通过这最初的“视觉关”。 如此看来，那张丑像的问题显而易见，可它为何能一度登堂入室，进入承载教育功能的教科书呢？ 这其实反映了历史教材编纂中曾经存在的一种惯性思维：对流传广、影响深的“传统形象”的迁就。 在过去某个时期，教材编纂或许更侧重于呈现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符号，而对其背后的史实考辨与形象流变探究不足。 那张丑像因为曝光率太高，几乎成了朱元璋在民间的“标志”，反而让更接近真实的标准像显得“陌生”。 这种以讹传讹的“熟悉感”，有时会压倒严谨的史学考据，好在，现在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及时地反映到公共教育领域，教材的修订正是学术进步惠及大众的体现。 这种改动不是“洗白”，而是“还原”，是对历史人物更为负责的看待。 更深一层想，朱元璋画像的“变脸”史，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形象建构史”，它让我们看到，历史人物的面容，如何在政治需要、民间趣味、艺术演绎的合力下，被不断涂抹和重塑。 清朝需要他“丑”一些，来服务于自身的正统叙事；民间传说则可能将他奇异的面容与“真龙天子”的异象附会在一起，越传越玄。 而一些通俗文艺作品为了强化其“出身布衣”的传奇性，也可能有意无意地采纳了更戏剧化的丑陋版本。 层层叠加，一个复杂的历史形象就被简单化为一张猎奇的面孔。 今天，我们换掉教科书上那张不靠谱的画像，不仅是在纠正一个具体的知识错误，更是在倡导一种态度：对历史，我们应努力拂去那些有意无意的遮蔽与涂抹，试图去接近更本真的状态。 这不是苛求古人完美，而是尊重事实的复杂，明太祖的功过是非，自有史家评说，但他的长相，不该成为政治隐喻或猎奇谈资的牺牲品。 从这个角度看，教科书的细微改动，意义不小，它标志着我们在历史认知上又朝着理性与实事求是的方向，挪动了坚实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