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梅艳芳去世不久后，他的主治医生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其实梅艳芳的病完全是有可能治好的，但就因为一件事，她主动放弃了治疗！” 那个困扰了医生二十多年的数字是85%。 在肿瘤医学的判决书里，这几乎是一张不需要犹豫的通行证：只要梅艳芳点点头，切除那个只发现了3厘米大肿瘤的子宫，因为癌细胞还没碰到淋巴，她大概率能像个常人一样继续活到白发苍苍。 但那个叱咤香江的“百变天后”，坐在诊室里关心的却是另外两件事。 她先是近乎执拗地去咨询日本的声学专家，担心这一刀下去会不会稍微改变腹腔共鸣，毁了那副老天赏饭吃的嗓子；转过头，她又用最卑微的语气问了医生一句：“拿掉了，我还算是个完整的女人吗？” 在那份能够救命的手术同意书面前，梅艳芳选择了“不”。 这并非是对死亡无所畏惧，而是她心中有个结，早在1990年就成了死扣。那一年，同样死于宫颈癌的姐姐梅爱芳，在弥留之际死死攥着她的手叮嘱：一定要有个孩子，有个自己的家。 姐姐的离去是前车之鉴，却也成了她的执念——留住子宫，就等于留住了那微乎其微的“成为母亲”的可能性。 为此，她选择了把自己推向深渊的替代方案。哪怕明明知道放疗和药物只能暂缓脚步，甚至把她的身体折磨得如同薄纸，一碰就破，她也在所不惜。 直到2003年的愚人节，张国荣从文华酒店纵身一跃，这一震仿佛抽走了她所有的求生防线。好友回忆说，回港后的梅艳芳对着哥哥的照片，指甲几乎嵌进肉里。 或许就是那一刻，她明白大限将至，决定把剩下的生命不是用来“保命”，而是用来“谢幕”。 最后那场告别演唱会，后台其实是一间弥漫着血腥味的手术室。为了戴稳那顶重达8公斤的鎏金凤冠，为了在强光下维持女王的尊严，化妆师得像绣花一样避开皮肤上连片的破溃。 最惨烈的是下身无法控制的出血，那件无数人惊叹的纯白婚纱之下，实际上塞满了厚厚的医用止血垫。 在上台前那一针强力止痛剂推入静脉后，她得把自己在那一刻“杀死”，才能让那个光芒万丈的巨星“复活”。 当她拖着如同云朵般沉重的裙摆，一步步走上铺满红毯的长阶时，没人看得到由于腹腔积水，她的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 她笑着对台下万千歌迷说“嫁给舞台”，但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壮的妥协？这一生她爱过很多人，从刚出道的青涩恋情到后来的几次深情，没有一段能开花结果。 她试穿过无数次婚纱，最后只有这件属于舞台的属于她。 这种近乎自毁式的对“爱”的渴求，其实要把时针拨回到四岁。 在别的孩子撒娇的年纪，她已经在弥漫着劣质香水味的荔园登台卖唱。有一次正在唱《卖花女》，台下的醉汉把烂苹果砸在她额头上，鲜血瞬间流过眉骨。 小梅艳芳吓得在那儿发抖，可本该冲上来抱住她的母亲，第一反应却是弯腰去捡地上散落的硬币，然后头也不回地数钱去了。 这种透入骨髓的凉意，让成名后的梅艳芳拼命想填补那个缺口。她即便在那样的病痛中，依然安排了信托基金照顾外甥女，给朋友留念想。 哪怕身后事闹得沸沸扬扬，母亲在她尸骨未寒时就闹上法庭争夺那两亿港币的遗产，也没能磨灭她最后一点对亲情的幻想。 生命倒计时的尽头，护士听到这个红遍亚洲的女人，在昏迷中呓语。 她既不是喊着那些深爱过的恋人，也不是怀念掌声，而是像个做了好事等待表扬的小学生一样喃喃自语：“妈咪，我赚到钱了，我们以后可以住大房子了……” 直到心脏停止跳动，那个在游乐场舞台上流着血等待拥抱的四岁女孩，终究还是没能等来她最想要的那颗糖。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那是1999年的一天，梅艳芳很美，张国荣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