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汪精卫的岳母病重，请遍西医名医，均无良策，无奈请来民国第一中医施今墨，没想到施今墨却说：“一诊即愈，不必复诊。” 那一段时间，南京国民政府放话要取消中医，这年余云岫直接抛出取消中医的议案，政府眼看就要拍板，中医的日子一下子走到了悬崖边。 彼时的北平城里，西医诊所的听诊器与中医馆的铜药碾子在街巷间交替响起；施今墨站在自家“施氏医馆”的门楼下，望着墙上“悬壶济世”的匾额，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袖口磨出的毛边——这行当真要成绝唱了吗？ 有人说中医难在西医排挤，可施今墨在北平见过更痛心的景象——老中医把验方藏进樟木箱底，宁愿带进棺材也不传给外人，这何尝不是自缚手脚？ 他先试着把《伤寒论》里的“桂枝汤”拆成“桂枝-白芍”“生姜-大枣”的对药组合，在给富商看病时悄悄用，疗效竟比原方更稳；又托人给南京的同行带信，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抱团取暖”，可回信多半是“各扫门前雪”的推脱。 直到汪精卫岳母的病例传开——施今墨只用三副药就让拉了半月的痢疾止住，那个总说“中医是玄学”的行政院长，竟亲自送来“美意延年”的匾额；更意外的是，原本铁板钉钉的取消议案，突然没了下文。 但施今墨知道，这只是缓兵之计。他在山西大学堂接触过的“格物致知”道理突然清晰起来：西医能用显微镜讲清细胞，中医为何不能用“气血”说透脏腑？ 他推动成立中央国医馆时，特意在章程里加了一条“兼采西医之长”，为此跟坚持“纯中医”的老同行拍过桌子；后来办华北国医学院，第一堂课就教学生用体温计，说“脉诊能知寒热，体温计能量度数，二者不矛盾”。 他创的“十纲辨证”，把西医的“生理功能”对应中医的“气血运行”，治肺炎时既用麻黄解表，又参考X光片判断炎症位置；学生觉得新奇，他却说“我的方子不是从书上来的，是从几百个咳喘病人的痰盂里熬出来的”。 1937年北平沦陷，他拒给日本人看病，把诊所改成“难民诊疗所”，免费发药；有人劝他“保命要紧”，他指着墙上的“医乃仁术”说：“这四个字比命金贵。” 新中国成立后，70多岁的他还带着学生整理病例，把“七解三清”的治法写成讲义，说“经验是病人给的，得还给病人”；1969年临终前，他攥着学生的手反复说：“中医的根在疗效，魂在创新，别让它成了古董。” 如今中药房的电子秤旁仍摆着铜药戥，就像施今墨当年左手搭脉、右手记病历的样子——传统不是守旧的借口，创新也不是忘本的理由，这或许就是他留给今天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