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投票表决，剥夺对于俄语的保护。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乌克兰的国籍，就必须说乌克兰语，不能再说俄语。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法律修订，而是乌克兰在炮火中重构国家身份的文化宣言——当俄语不再享有特殊保护地位，这个被战争撕裂的国家正试图用语言划清与俄罗斯的最后一道脐带。 这场立法背后藏着三十年的隐痛，自1991年独立以来，乌克兰始终在“俄语主导”的历史惯性中挣扎。 苏联时期，俄语不仅是行政、教育的官方语言，更成为身份认同的隐形枷锁——在顿巴斯矿区，孩子们从课本里学的是普希金，在敖德萨港口，街头招牌清一色用西里尔字母。 2012年《国家语言政策基础法》赋予俄语在21个行政区的官方地位，本意是缓和族群矛盾，却被亲俄势力视作“文化殖民的续命符”。 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爆发，乌克兰人才惊觉：俄语保护条款竟成了俄罗斯“保护俄语族群”的出兵借口。 战争加速了这一觉醒，2022年全面冲突爆发后，基辅街头的俄语路牌连夜更换，电视台俄语频道全部停播，甚至连祖母传给孙女的俄语童谣，都在征兵办公室的宣传画里变成“敌人的语言”。 这种社会情绪在2025年达到临界点——当东部前线的士兵用乌克兰语喊出“荣耀属于乌克兰”时，后方议会正在用法律完成最后一击：既然俄语已被普京政权武器化，那就彻底剥离它的制度特权。 法案的技术细节藏着精心的政治算计，乌克兰政府反复强调，此次修订是“还原欧洲宪章的本意”——原版宪章保护的是“濒危小语种”，而非俄语这种拥有千万使用者的区域性强势语言。 被保留的18种语言中，既有克里米亚鞑靼语这样真正濒危的族群语言，也新增了乌鲁姆语、鲁美卡语等鲜为人知的方言，甚至连摩尔多瓦语的移除都呼应着邻国2023年“弃摩归罗”的语言改革。 这种操作既堵住了欧洲人权机构的悠悠之口，又向世界证明：乌克兰不是在搞“语言清洗”，而是终结苏联遗留的“伪多元”。 但法律条文的干净利落，掩盖不了现实的复杂泥泞，在哈尔科夫的菜市场，60岁的娜塔莎依然用俄语讨价还价，她的乌克兰语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在利沃夫的大学课堂，22岁的安德烈故意用乌克兰语回答俄语提问，他说这是“对侵略者的无声抵抗”。 这种撕裂在顿涅茨克前线尤为明显——乌军战壕里，士兵们用乌克兰语传递情报，而被俘俄军的审讯记录显示，他们始终坚信“乌克兰人本来就该说俄语”。 俄罗斯的反应不出所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此举是“文化灭绝”，俄媒则翻出2024年敖德萨俄语学校的统计数据，试图证明“70%的乌克兰儿童仍在学俄语”。 但他们刻意忽略了一个细节：2025年基辅新修订的《教育法》规定，中小学乌克兰语授课比例必须达到100%，俄语仅作为选修课存在。 这种“软着陆”策略，既避免了直接禁止引发的反弹，又为年轻一代的语言转向铺路。 更微妙的是欧洲的态度，欧盟委员会虽未公开批评，但私下向乌克兰外交部转达了对“少数群体权益”的关切。 这种暧昧源于欧洲自身的困境——法国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布列塔尼语，西班牙压制加泰罗尼亚独立语言运动，此刻指责乌克兰，无异于自打耳光。 况且在俄乌战争的大棋盘上，布鲁塞尔更需要基辅的文化站队：当乌克兰把《欧洲语言宪章》的修订当作“入欧投名状”，欧盟只能选择默许。 这场语言战争的真正战场在人心，据乌克兰社会学研究所2025年11月民调，68%的受访者支持取消俄语保护，这个数字在2014年只有32%。 战争让语言从日常交流工具异化为身份徽章：在基辅的咖啡馆，说俄语可能被服务员白眼；在第聂伯河的难民营，母亲们逼着孩子改口说乌克兰语，“免得被当成俄奸”。 这种全民共识的代价是沉重的——东部俄语家庭的代际冲突加剧，敖德萨的俄语剧院被迫转型，甚至连契诃夫的戏剧都要用乌克兰语演出。 乌克兰的语言改革更像一场豪赌，它赌的是：当法律切断俄语的制度供氧，战争催生的民族主义能否化作文化凝聚力；赌的是，在俄军导弹呼啸而过的夜晚，乌克兰语能否成为比铁丝网更坚固的心理防线。 正如语言专员伊万诺夫斯卡所说：“我们不是在消灭一种语言，而是在埋葬一个时代。”这个时代里，俄语不再是“共同的过去”，而是需要警惕的“他者符号”。 当基辅的议会大厦亮起乌克兰语的霓虹灯，楼下的地铁站里，依然有人用俄语轻声交谈——语言的生命力，终究比任何法律都更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