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3日，特务头子毛森带领20多个特务，气势汹汹地包围了陈仪的寓所。毛森一进门，就让人缴了陈仪副官王占周的佩枪。陈仪闻声从楼上走了下来，毛森假惺惺向陈仪鞠躬行礼，说：“陈主席，我奉命派人保护你。” 陈仪的手指还捏着刚放下的紫砂茶杯杯柄，杯壁上的热气在他眼前晃过一层薄雾，他扫了眼被特务按在墙角的王占周，又瞥向毛森那身笔挺却透着杀气的中山装，嘴角扯出一丝冷笑。活了六十多年，宦海沉浮半辈子，他太懂这种“保护”的潜台词——这是国民党内部对异己者最惯用的软禁说辞，比直接掏枪抓人多了层伪善的遮羞布。他没理会毛森伸过来的手，只是缓缓走到客厅的红木沙发上坐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平静得像在聊天气：“毛局长的‘保护’，怕是连苍蝇都飞不进这院子吧。”这话戳得毛森脸上的假笑僵了一瞬，却还是维持着恭敬的姿态，只说局势紧张，怕有人对陈主席不利。 没人知道，陈仪此刻心里翻涌的不是恐惧，是一丝未散尽的遗憾。他落到这步田地，全因半个月前那封寄给汤恩伯的信。陈仪和汤恩伯的渊源能追溯到三十年前，彼时汤恩伯还是浙江陆军小学的穷学生，是陈仪掏腰包供他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连汤恩伯的名字都是他给改的。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已是风中残烛，陈仪看着江南百姓在战火里流离，又瞧着身边同僚还在争权夺利，便动了策反汤恩伯的心思——他想让手握重兵的汤恩伯在京沪杭一线阵前起义，既能减少战火伤亡，也能让江南这片富庶之地免遭兵燹。那封信里，他写得掏心掏肺，既提了师生情分，也摆了家国大义，甚至连起义后的部队整编方案都附了草稿。 他万万没料到，汤恩伯会反手把这封信交给了蒋介石。汤恩伯不是没念过旧情，据说收到信后在办公室枯坐了一夜，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山，可在个人前程和所谓“党国忠诚”面前，他终究选择了后者。蒋介石看到信时，拍着桌子骂陈仪“吃里扒外”，当即就给毛森下了密令，要他先控制住陈仪，再找机会押往台湾。毛森能拿到这个差事，全因他是军统里出了名的狠角色，早年在上海搞锄奸行动时，连汉奸都怕他三分，对付一个手无兵权的文官，对他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 陈仪的寓所里，还摆着他刚从省政府带回来的公文，最底下那份是浙江各县的赈灾粮款清单。他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半年里，没少为百姓的生计奔波，甚至顶着南京方面的压力，减免了浙西三个县的苛捐杂税。可这些事在国民党的权力机器面前，不值一提。毛森的特务已经开始在院子里布岗，二楼书房的窗户被两个特务守住，连陈仪想上楼拿本书都被拦下。王占周急得想争辩，却被陈仪一个眼神制止，他清楚，此刻的反抗只会招来更直接的暴力，而他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他不信汤恩伯会真的对自己赶尽杀绝。 这种侥幸在三天后彻底破灭。那天毛森带来了蒋介石的手令，要将陈仪押往台湾接受“调查”。临行前，陈仪执意要回楼上换件长衫，特务们搜遍了他的行李，没找到任何“通共”的实证，只翻出了那本被翻得起了毛边的《曾文正公家书》。登船时，陈仪回头望了眼杭州的方向，远处的保俶塔在雾里若隐若现，他突然想起当年送汤恩伯去日本时，两人也曾在西湖边道别，那时汤恩伯还跪着给他磕了三个头，说此生定不负恩师。 毛森站在他身后，看着他落寞的背影，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他知道陈仪不是什么“叛徒”，只是在乱世里选错了阵营，可军统的信条从来只有服从，没有情理。船开的那一刻，陈仪低声叹了句“竖子不足与谋”，这话被海风卷着飘到毛森耳里，他却装作没听见，只是转身吩咐手下把船舱门锁死。 陈仪的悲剧，从来不是个人的对错，而是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时的必然牺牲品。他的家国情怀在派系倾轧里成了罪证，他的师生情谊在权力算计中碎成了泡影。那些口口声声喊着“党国至上”的人，最终亲手葬送了自己的统治根基，而陈仪的遭遇，不过是那个风雨飘摇年代里，无数爱国志士悲情命运的一个缩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