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黑心商人王康年将过期变质的止咳糖浆，卖给了解放军，部队发现后，责问他：为什么卖过期产品？他居然大言不惭地回复：“这有什么关系？吃了也不会死人。” 在朝鲜战场的冰天雪地里，对于志愿军战士而言，比零下几十度的酷寒和美军不间断的炮火更可怕的，竟然是身上的急救包。 本应是救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1951年到1952年的那个严冬，却成了致残甚至夺命的源头，战地医院里出现了一种令医生们毛骨悚然的怪象：轻伤员的死亡率和致残率诡异地直线上升。 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擦伤，用了消炎药却依旧红肿流脓，高烧不退；一个胳膊中弹的班长，本来手术很成功，换药没几天伤口就开始深度腐烂，在彭德怀总司令视察的某战地医院，短短一周内，竟然有12名轻伤员因为感染不得不截肢保命。 这位久经沙场的老总震怒了，他在病房里亲手撕开了几个尚未使用的急救包，扑面而来的不是药味，而是一股陈旧的霉味，原本应该无菌的纱布上爬满了肉眼可见的霉斑，轻轻一扯就碎裂成絮；那所谓能救命的急救包里，甚至还混杂着早已变质的药棉。 那些标榜着“特效消炎”的药片，用手一捏就成了粉末。而这样的“杀人”急救包，前线库存竟多达20万份。 随着这些带着霉菌和血泪的样本被紧急送回北京，线索一路向南，直指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最终锁定在了一个叫大康药房的地方，以及它的老板王康年身上。 这已经不是王康年第一次干这种勾当了，这个从杭州跑来上海闯荡的投机客，生意经里从未写过“诚信”二字，早年间他就靠着“空麻袋背米”的手段，习惯性地用空头单据套取客户定金，在同行里臭名昭著。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工商部门为了扶持经济，一度帮他处理债务助其复业，但他那颗想赚快钱的心却早就黑透了。 当志愿军后勤人员拿着高达3亿的货款找到大康药房，急需采购消发灭定、氯霉素等紧缺的前线消炎药时，王康年看到的是一只待宰的肥羊。 他满脸堆笑地全盘接下订单，转过身就把这笔救命钱拿去填了自己的债务窟窿和用于新的投机生意。 到了发货期限，根本没货的王康年开始了他疯狂的“调包计”，消炎药不够，他就把前线根本用不上的热水袋、鱼肝油乃至玻璃器械塞进箱子凑数。 更为恶劣的是，为了掩人耳目，他四处收购廉价的过期药品和残次医疗器械，对于这种明知故犯的罪行，王康年甚至私下里还洋洋得意，他曾狂妄地断言：“朝鲜路途遥远，等他们发现，也没办法退货。” 这种拿人命当儿戏的态度，在王康年身上是一贯的，早在1950年，他就曾把几百磅发酵变质的止咳糖浆卖给皖北军区，面对找上门来的指责，他竟能撇着嘴抛出一句毫无人性的话：“这有什么关系？反正吃了也不会死人。” 而在向平原省某荣康医院出售X光机时，他不仅将五天的交货期拖延了四个月，发过去的甚至是一台连显像管都没有的废铁。 但他低估了人的良知，也低估了新中国惩恶的决心，最先起火的是他的后院，看着一批批假药装车运往战场，药房里的普通职工马维善、滕仲年和会计董渊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煎熬。 他们太清楚那些过期药到了战场意味着什么，那是用战士的命在换老板的钱，与此同时，金城银行在核查中也发现了大康药房存在严重的骗贷行为，甚至私自转移了抵押品。 银行的报警与职工的检举几乎同时爆发，将这个涂满鲜血的谎言彻底戳破，公安部门迅速介入，很快就查清了王康年长期以来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资财以及最不可饶恕的——向前线供应假药的全部罪行。 1952年2月4日，王康年被正式逮捕。 正义的审判没有迟到，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内外人山人海，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穿着长衫、看似斯文的商人身上，随着法官宣读判决书，死刑立即执行的宣判声刚落，现场爆发出的不是惋惜，而是一片“该杀”的呼声。 （信源：王康年——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