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李克农外出散步，突然，一个老农朝他扔了一个纸团。 这个举动在当时的南京城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会儿淞沪会战刚打响，城里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李克农毕竟是老情报出身，当下没声张，只是脚步不停，手指悄悄把纸团捏进掌心，眼角余光扫了一眼那扔纸团的人，看着像个普通农户，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褂子，正低着头假装摆弄衣角。 那会儿南京城里的气氛已经紧张到极点，国民政府准备西迁，日本特务像苍蝇一样到处乱窜。 李克农作为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每天处理的情报能堆成小山，但这个老农扔过来的纸团还是让他心里咯噔一下。 毕竟在国共合作刚起步的节骨眼上，谁也搞不清路上遇到的是友是敌，更别说这种街头突然出现的“意外收获”了。 那个扔纸团的老农其实不是真的农民，他叫谭瑞义，本来是红军的一名伤员，长征时腿被炮弹炸伤，留在了苏区。 后来形势变了，组织上安排他到南京隐蔽，靠着修鞋匠的身份做掩护。 要不是那天在酒馆里撞见几个日本特务用中文夹杂着日语密谋，他也不会冒险在街头拦李克农。 当时那几个人坐在角落里，以为说的话没人能听懂，却没注意到谭瑞义修鞋摊就支在酒馆外，多年的战场警觉让他一下子就捕捉到了“白崇禧”“刺杀”这几个关键词。 纸团里的字迹歪歪扭扭，用的是最普通的草纸，上面写着特务准备在清凉山别墅动手的计划，连动手的时间和路线都标得清清楚楚。 李克农回到办事处后立刻让人核实，本来想先通过国共情报渠道确认，后来发现时间根本来不及。 那会儿白崇禧刚从淞沪前线回来，第二天就要去清凉山开会，要是等层层上报审批，怕是人都没了。 无奈之下，李克农直接联系了国民党方面的谢和庚，这人是地下党员，在桂系部队里当着参谋，由周恩来亲自单线联系。 谢和庚接到消息时正在整理作战地图，他知道这事的分量。 白崇禧是桂系核心人物，要是在南京出了事，不仅抗战大局受影响，国共合作都可能生变数。 他没敢直接报警，毕竟特务可能就藏在警卫队里，而是借着检查安保的名义，悄悄调整了清凉山别墅的守卫布局，把原定的明哨换成暗哨，还让人在必经之路上假装维修水管，实际上是布下了伏击圈。 第二天中午，三个穿着西装的特务果然按计划出现在清凉山附近，刚想摸进别墅后院，就被突然从角落里冲出来的卫兵按倒在地。 搜查时发现他们身上带着无声手枪和毒药，跟谭瑞义提供的情报一点不差。 这事过后谢和庚专门去酒馆附近找过谭瑞义，想给他些奖励，却发现修鞋摊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个磨得发亮的铁砧子。 后来才知道，谭瑞义怕被特务报复，当天晚上就转移了住处，继续在南京城里以不同的身份潜伏着。 其实像谭瑞义这样的人在抗战时期还有很多，他们可能是修鞋匠、小贩，甚至是黄包车夫，没留下名字，也没获得过勋章，但正是这些小人物的警觉和勇气，织成了一张遍布全城的情报网。 国民党军统后来统计过，抗战期间民间提供的情报占了总量的三成还多，这些情报大多来自普通人，他们可能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不能让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撒野。 谭瑞义后来在1940年去了重庆，进了共产党办的荣誉军人工厂，专门修理军械。 解放后有人去采访他，问起当年扔纸团的事，他只是摆摆手说不值一提。 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就像当年在战场上扛枪一样自然。 如此看来，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大人物的决策固然重要，但关键时刻，一个普通人的选择也能让历史拐个弯。 这件事过去很多年，李克农在回忆录里专门写了一段，说那是他情报生涯里最惊险的一次街头交接。 他一直记着那个扔纸团的老农模样，说那双手虽然粗糙，却握着比枪杆子更有力量的东西。 很显然，这种力量不是来自武器，而是来自成千上万像谭瑞义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渺小，却在黑暗中点亮了自己，也照亮了抗战的路。 现在去南京清凉山公园，很少有人知道80多年前这里发生过这样一场没硝烟的战斗。 公园里晨练的老人打着太极，孩子们追着风筝跑，阳光洒在草坪上，一派平和景象。 但只要想起那些曾经在这里默默守护的人，就会明白今天的安宁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个“谭瑞义”用勇气和智慧换来的。 这大概就是历史最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知道，每个平凡人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成为不平凡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