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女匪首吴珍子在甘肃被俘，面对审问，她红着眼，对审讯人员说：“实不相瞒，我原来也是红军！” 吴珍子1919年出生在四川巴中一个草药铺家庭，家贫如洗，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六个孩子艰难度日。她八岁就被卖作童养媳，天天劈柴挑水挨打受骂。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14岁的她听到红军不拉壮丁还分田地，趁夜翻墙逃出地主家，跑到报名处硬是把名字写上，被编进卫生队。从此她背起药箱，跟随部队转战川陕根据地。她个子小，但手脚麻利，战场上爬进爬出给伤员包扎止血，药不够就上山挖草根，战士们都叫她“小珍子”。她干活从来不喊苦，很快就成了卫生队的骨干。1935年长征开始，她一步没落下，翻雪山过草地，冻掉脚趾也咬牙坚持，身边无数战友倒下，她把仅有的青稞饼让给别人，自己饿到啃树皮。1936年部队整编，她因表现突出升为排长，编入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全团1300多名女兵，个个剪短发、裹胸口，和男兵一样站岗放哨、扛枪作战。 西路军西征是她命运的转折点。1936年底，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五万余人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结果孤军深入，面对马步芳、马步青十二万骑兵重兵围堵，西路军陷入绝境。梨园口、倪家营子一系列血战打得极为惨烈，妇女先锋团奉命殿后掩护主力突围。子弹打光用刺刀，刺刀卷刃用石头砸，1300多名女兵最后只剩不到300人。吴珍子左肩中弹，血流不止，仍端枪死战。残部退入祁连山，缺衣少食，冻死饿死无数。她和几名女兵下山找粮，在河谷被马家军二九八旅包围，旅长马步康下令全部枪决。参谋长韩德庆看她年轻貌美，说留着有用，把她赏给自己。韩德庆试图侮辱她，她拼死反抗，咬断他一根手指，换来一顿毒打，被关进柴房。一个好心厨师塞给她半块馍，指点她往兰州逃。她趁夜翻山越岭，饿到啃观音土，脚上裹着破布，两个月后终于摸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她掏出珍藏的帽徽，报出部队番号，讲述自己经历。办事处负责人沉默良久，说没有介绍信、无人作证，无法接收，只塞给她五块大洋打发她走。她站在黄河边，把五块大洋一颗颗扔进河里。那一刻，她彻底断了回部队的念想。回祁连山找战友的路上，她被当地土匪马成福部盯上。她拔出随身匕首架在脖子上，说再靠近就死给自己看。马成福见她会医术，营里几个重伤匪兵快死了，就说不碰她，只让她治病。她蹲下去把脉开方，三天就把人救回。从此她在匪营站稳脚跟，被叫“吴医生”。她用医术换来话语权，定下铁规矩：不许抢百姓、不许糟蹋妇女、不许烧村砍树，谁犯病她就不治。匪兵怕死，没人敢违抗。她管了十几年，这支土匪队在当地恶名最小，老百姓提起“吴医生”反而有几分感激。 1950年全国剿匪进入高潮，解放军33团在甘肃花儿干山一带连夜追击三百里，捣毁多个匪巢。马成福早已病死，匪众没人敢挑头，就推吴珍子当匪首，她其实只是挂名。部队冲进山寨时，她没跑也没抵抗，主动放下武器。被押到临时审讯室，她面对政委任学耀，第一句话就是坦白自己红军身份。任学耀起初不信，她一条条讲出川陕根据地、雪山草地、梨园口血战、祁连山被俘等细节，连韩德庆咬断手指的事都说了。部队立即组织调查，老百姓争着作证说吴医生这些年没让土匪祸害村子，还常送药救人；被抓的匪徒也说全听她的，就是因为她救命管得严。档案核对、老战士辨认，西路军幸存者有人认出她。最终结论：她不是主动落草，而是命运所逼，十四年没做对不起百姓的事，没背叛革命信念。 1951年初，上级给她宽大处理，恢复党籍，安排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军区医院当医生。她穿上白大褂，把听诊器挂在胸前，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夜里十二点还在走廊跑着救人。药少人多，她把葡萄糖一针一针推，产妇难产她跪在地上托孩子，直到孩子落地自己瘫在血水里。她给每个伤员包扎都缠得整整齐齐，像当年在卫生队一样。她再没回过四川老家，也从不跟人多提祁连山那段往事。只在每年清明，一个人去后山，面向西南方磕三个头。她把后半生全部献给白大褂，像献给1933年那个山坡上背药箱许下的为人民服务的诺言。直到1970年代去世，她胸前始终挂着那架旧听诊器，里面塞着半块发了霉的青稞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