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北京火车站，吴樾行刺失败，一名清军抓着他的辫子，正被清理出车厢，镜头中的他非常惨烈，不仅身体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血肉模糊，而且手足齐断。 这张定格在1905年冬日的照片，藏着清末最刺骨的悲壮。 吴樾倒在满地碎玻璃和煤渣里时，胸腔还在微弱起伏，他睁着眼看向五大臣乘坐的花车方向，嘴角渗着血，却想抬手再往前爬——那枚自制的炸弹，本该在五大臣登车时引爆，却因火车挂钩的震动提前炸开，他没伤到要刺的人，只把自己炸成了这副模样。 这个27岁的安徽桐城书生，没读过军校，没练过武，却凭着一本《革命军》，凭着“覆彼政府，还我主权”的执念，把自己活成了投向清廷的一颗炸弹。 他的命，打从16岁就和反清绑在了一起。桐城吴家本是书香门第，父亲做过县丞，指望他走科举路，可他偏翻出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偏在安庆求是学堂听了陈独秀讲“民权”。 1902年的南京，他亲眼见清兵当街鞭打卖报的小贩，只因为小贩喊了句“拒俄拒法”，那鞭子抽在人身上的脆响，抽碎了他对清廷最后一点幻想。他给蔡元培写的信里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他认定，只有用鲜血溅醒麻木的国人，革命才有出头的可能。 1905年的清廷，正演着“预备立宪”的戏码。 载泽、端方等五大臣打着“出洋考察宪政”的旗号，实则想借立宪稳住摇摇欲坠的统治，骗骗国内的立宪派，也堵堵革命党人的嘴。 吴樾在保定的革命据点里，对着五大臣的名单磨了三个月的炸弹——外壳是洋铁罐头改的，里面装着苦味酸和碎铁片，引信是他用香火和麻绳自制的。他试过三次引爆，炸穿了房东的院墙，差点被巡捕发现，却只在日记里写：“死则死耳，吾志不改。” 行刺前三天，他给未婚妻写了绝笔信，字写得歪歪扭扭，是躲在保定的小客栈里，就着麻油灯写的：“吾死后，汝勿悲，当速嫁，莫为吾守。”他没提行刺的事，只说自己要去北京谋事，让她好好过日子。 这个写得出“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的年轻人，也藏着柔软的心思，可他更清楚，1905年的中国，天津的租界里洋人随便打杀中国人，河南的饥荒饿死了上百万人，清廷却把海军军费拿去修颐和园，这样的朝廷，不炸醒它，更多人要像蝼蚁一样死。 1905年9月24日的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人头攒动，清兵挎着洋枪守在站台，五大臣穿着补褂，前呼后拥往花车走。 吴樾混在送行的人群里，蓝布长衫下藏着那枚炸弹，他本来想趁五大臣登车时挤上去，却被清兵拦了下来。他急了，转身往花车的车厢缝里钻，就在这时，火车头猛地一震，挂钩处的铁环撞在他腰上，炸弹“轰”的一声炸开——他算准了炸弹的威力，却没算准火车的震动，没算准命运的偏差。 清兵拖着他的辫子往车厢外拽时，他还在断断续续喊：“立宪…是骗局…救中国…要革命…” 围观的人里，有穿长袍的读书人，有挑着担子的小贩，有人吓得躲远，有人却偷偷抹泪。端方从花车里探出头，看着这副惨状，骂了句“乱党”，却也让手下加快了登车的速度——他怕了，怕这不要命的革命党，怕这溅在站台上的血，会烧了清廷的根基。 吴樾被抬到附近的巡警阁子时，已经说不出话了。他从怀里摸出半张纸，那是他没写完的《暗杀时代》，上面写着：“夫暗杀者，非恐怖主义也，乃以牺牲一己，唤醒大众也。” 清兵想抢过去，他死死攥着，直到断气，手指都没松开。三天后，他的尸体被清廷抛到荒郊，却有革命党人偷偷把他的残骨收了，埋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乱葬岗，立了块没字的石头，只在心里记着：这是为反清死的第一个刺客。 没人知道，他炸响的那一声，真的炸醒了很多人。 一年后，萍浏醴起义爆发；三年后，安庆马炮营起义；八年后，武昌的枪声响起，清廷终于倒了。那些跟着他喊“革命”的人，陈独秀、蔡元培、黄兴，都记得1905年火车站的那摊血，记得那个被炸得支离破碎的桐城书生，记得他没说完的话：“吾之死，为天下人求幸福也。” 吴樾的死，不是无意义的牺牲。他用自己的生命，戳穿了清廷立宪的骗局，也为后来的革命点燃了第一簇火。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总有人愿意把自己当成火种，哪怕只烧一瞬间，也要照亮国人前行的路，这份以身殉志的勇气，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