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瓶在美国要卖好几万的抗癌药，到了印度，可能只要几百块。 很多人看了会问：印度这么干，不是明着抄吗？为啥它敢，我们中国却好像“不敢”？ 这问题背后，根本不是什么胆子大胆子小，而是两个国家，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结果，也就走到了不同的今天。 首先，印度能这么干，是因为它在“规则还没定死”的时候，就先下手为强了。 时间倒回1970年。那时候的印度，经济上自己管自己，跟西方做生意不多，也没什么外国投资需要照顾。 所以，它干脆自己立了个规矩：在我们这儿，只保护你怎么把药造出来的“工艺”，不保护药本身是啥“成分”。这就好比，我只保护你做蛋糕的独特手艺，但面粉、鸡蛋、糖这些基础材料，谁都能用。 这一下，就把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药，都变成了印度药厂可以合法仿制的“免费素材库”。 等到了1995年，印度要加入WTO，世界跟它说：你得按国际规则来，保护药品专利了。印度点点头，说：好，我们保护——但是，只保护1995年以后新发明的药。在这之前的那成千上万种药，对不起，我们接着仿。 它甚至给“什么样的新药才算数”定了极高的标准。比如瑞士一家大药厂，说自己的抗癌药新配方提升了30%的效果，应该给专利。印度最高法院一摆手：30%不算“显著提高”，专利无效。 你看，规则是它同意加入的，但解释权，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这就叫，用国内法，巧妙地架空了国际规则。 那么，中国为什么没走这条路？ 因为咱们“上车”的时间点，不一样。等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想融入世界的时候，国际上的知识产权规则这张网，已经织得又密又牢了。 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学习技术、要把东西卖到全世界，就必须遵守别人定好的游戏规则。所以，我们在1985年建立了专利制度，1992年就开始保护药品的成分专利。 这一步，当时是为了拿到全球经济的“入场券”。有得，就必有舍。 其次，不学印度，不是因为我们“怂”，而是我们手里的牌和要顾全的大局，跟印度完全不同。 第一张牌，是市场的牌。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规模是印度的三倍还多。这意味着我们有巨大的“买家话语权”。 国家医保局出面，跟那些跨国药企谈判：“你的药想进我们十几亿人的医保目录吗？想的话，价格必须砍下来。”这就是著名的“国家医保谈判”。 一轮一轮谈下来，效果惊人：治疗肺癌的天价药，从5万一盒打到5000多；治疗糖尿病的药，一片从16块降到4块多。这是用合法的、市场的方式，把价格打下来，让更多老百姓用得起。我们不用去“硬抢”，我们可以“砍价”。 第二张牌，也是更重的顾虑，是全局的牌。中国的经济早就和世界紧紧绑在一起了。我们的华为、比亚迪、大疆，这些高科技企业能在全世界做生意，靠的也是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保护它们的专利。 如果我们今天在药品上，公然去破坏这个规则，明天别人就可能用同样的理由，在芯片、在通信、在电动汽车领域卡我们的脖子。这叫“投鼠忌器”，为了一个领域的短期利益，赌上整个国家高科技产业的未来，这笔账，不划算。 印度当年可以“光脚不怕穿鞋”，因为它那时候就没几双好“鞋”。而今天的中国，脚上已经穿上了不少自己辛苦造出来的“高科技鞋”，不能再轻易去踩泥潭了。 再者，印度的路，也并非没有代价。 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药房”，除了法律上的“绿灯”，还有一个比较暗的原因：它曾经是，现在也还是，跨国药企进行临床试验的“热门地”。因为成本低，监管相对宽松。这背后，是涉及数千人死亡的伦理争议和风险。 这条路，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走。 所以，我们的路在哪？ 答案很清晰：自己研发，自己创新。 “仿制”只能跟在后头跑，永远受制于人。只有自己研发出新药，才真正不存在“专利卡脖子”的问题。 这几年，已经能看到苗头：中国批准的全新国产创新药数量，已经排到了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虽然离顶尖还有距离，但这条路一旦走通，就是一片海阔天空。 回头再看这个问题，就明白了： 印度选择了在旧规则的边缘，为自己凿出了一片生存空间，成了“世界药房”。 中国则选择了先融入规则，然后在规则之内，用庞大的市场和自主创新的决心，去博弈、去超越，目标是成为“世界药厂”。 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 这是一个古老国家，在现代世界丛林里，基于自身国情和长远未来，做出的截然不同的生存与发展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