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2岁的金庸爱上16岁女招待。他想要和妻子离婚，妻子说：“可以，但是那个女的必须绝育”。金庸才答应没多久，他的长子就美国自缢身亡了。金庸当时站在香港弥敦道的一家咖啡馆门口，手指间夹着尚未完全熄灭的烟，心里却很乱。他知道，这一脚踏出去，他的家庭会被震得四分五裂，可他依旧上了那间店的楼梯。 楼上，是那个让他心软的年轻女孩林乐怡。那年她才十六岁，是酒廊里最不起眼的服务生，却因为一句“查先生，我喜欢看你写稿时皱眉的样子”，让五十二岁的金庸愣了好几秒。 这段感情发展得近乎失控。林乐怡年轻、柔软、依赖，而金庸正处在人到中年的迷茫与疲惫里。那时的他已是香港最红的武侠小说家，《明报》的缔造者，光鲜亮丽，但他回到家中看到的，是朱玫多年累积的委屈与争吵。 朱玫不是普通女人，她是他事业的同路人、合伙人、同行者。创办《明报》最困难的时候，是朱玫凌晨推着婴儿车跑印刷厂，是她卖掉自己全部首饰，是她在厨房切菜时，还得背着孩子校对新闻。 可女人的牺牲常常被时间吞没，而男人的成功却在不断放大。夫妻之间的裂缝像墙体里的暗线，一点点扩大，直到被那条项链的收据彻底扯破。 朱玫找到酒吧时，金庸正在教林乐怡写字。她沉默了很久，只问了一句：“你真的想离婚？” 金庸没说话，只是点头。 朱玫她看着年轻的女孩：“你可以跟他在一起，但必须做绝育手术。” 那是母亲的本能，护住孩子们的未来。金庸犹豫，可最终点头，他没想到，这个决定会成为他一生无法愈合的伤口。 婚离之后不过数月，他的大儿子查传侠在美国接连遭遇感情失意和学业压力。当他得知父母离婚的消息后，整个人像被抽空。那天深夜，他给金庸打了最后一通电话，金庸正在赶稿，匆匆说了句“回头再聊”。 几小时后，查传侠在宿舍内自缢。他才十九岁。 噩耗传来时，金庸瘫坐在编辑部的椅子上，久久不发一言。多年后，他提起这件事仍会哭泣。他说：“如果那时能多和他谈几句，他不会这样。” 朱玫听到噩耗时，在出租屋里抱着儿子的照片跪倒在地。那时她已与金庸离婚，一切都只能自己扛。她拒绝接受金庸的资助，继续摆摊、抄稿，靠自己活着。曾经一起创业的夫妻，最后连一句好好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而林乐怡背负着“绝育少女”的标签，嫁入豪门却从未真正抬起头来过。有人说她一辈子都抱着愧疚，但也有人说，她不过是被时代和金庸的情绪洪流一起卷走的普通女孩。 金庸晚年在接受访问时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是朱玫。”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靠在沙发上，眼睛红了，却依旧带着一个老人无法挽回过去的无力。 那一年，《鹿鼎记》正连载到尾声，韦小宝有七个老婆，风光无限。可是写那段婚姻繁盛的他，却连自己的婚姻，都写得支离破碎。 金庸笔下的江湖里，情义可以撑天。可现实里，再深的情，再长的义，也可能败在一次错误的选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