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赵本山成名后，回家就对妻子葛淑珍说：“咱俩不合适，离婚吧！”没想到，妻子没哭没闹，只是说：“可以离婚，你必须净身出户……” 1991年的秋天，辽北的小城已经开始冷得刺骨。 院子里晾着的衣服被风吹得啪啪作响，赵本山站在门口，手在口袋里捏成拳，想说的话堵在嗓子眼里。 屋里，葛淑珍正在洗碗，水蒸汽把她的头发打湿了，发丝贴在脸上，整个人疲惫得不像36岁的样子。 赵本山低声开口：“我……想和你谈件事。” 他刚说了这半句，碗池里的水声停了，葛淑珍没有转身，只轻轻吸了一口气，好像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 过了几秒，她才慢吞吞地问：“要走，是吗？” 一句话，说得不轻不重，却像锁链一样把空气勒得死死的。 赵本山没有解释，也没有反驳，只是点了一下头，像认罪一样。 葛淑珍把手从水里抽出来，手背皱皱巴巴，全是洗洁精泡出的红印。 她擦干双手，把抹布往水池边一放，转过身，眼睛里没有眼泪，也没有怒气，只剩下一种“终于到了”的平静。 “走可以，”她说得很慢，却每字都扎心，“可我和孩子，总得活下去。” 赵本山愣住了，他原以为会迎来一顿哭喊、一场争吵，可她没有，她只是在陈述事实。 她继续说：“咱们挣得不多，你在外面红了，我没拖你后腿。房子、车、钱，我不算白要。 我照顾家，你在外面混，这些换来的东西，总得留给孩子们。” 赵本山沉默了很久，烟在指缝里烧到底，烫得他一哆嗦。 他突然像看清了整个十几年婚姻的重量，那个做饭、洗衣、跑医院、照顾孩子、给他撑台面的女人，不是来索赔的，而是来拿回该属于她的那一半生活。 他点头：“都给你。” 没有犹豫，也没有讨价还价。 25万现金、一套房、一辆夏利，全留给了葛淑珍。 他一个人走得干干净净，连柜子里崭新的衬衫都没拿走。 离婚那天，民政局门口飘着细雨，赵本山递上银行卡、签字，然后把手放在衣兜里，低头站了一秒。 葛淑珍站在屋檐下，看着他，没有说“再见”，也没有说“保重”。就这样，他们谁也没看谁最后一眼。 本以为补偿足够让母子三人过得轻松，可日子随即把脸翻了回来。 她从洗碗工干起，手冻得开口子都不敢抱儿子。 买菜钱得一块一块算；孩子发烧，她跑公交换乘好几趟。 别人享受电视里的赵本山，她却端盘子累得说不出一句话。 每当有人怂恿她联系赵本山要钱，她都淡淡一句：“靠谁也靠不过自己。” 这话是强撑，可她宁愿撑也不愿低头。 最狠的那一夜，是儿子病危，医院抢救室的灯亮了一整晚，万籁俱寂，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头靠在墙上，眼睛睁着却没有焦距。 天亮时医生摇了摇头，她没哭，也没喊，只把孩子的小外套攥在胸口，像抱着最后一口气。 第二天她回去照常上班。别人觉得她像丢了魂，可她自己知道，她不能倒。 时间往前推了几年，她把一家小吃店做成了正经饭馆，从摆摊到开店，一路全靠自己。 客人认出她、问她是不是赵本山的前妻，她笑一声，说：“我是我，他是他。”然后转身继续忙活。 赵本山后来也托人送东西、送钱，说是想补偿，她不接，不怨、不骂，只说：“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不是狠心，是尊重。 很多年后，有人问葛淑珍：“你恨他吗？” 她顿了一下，摇头说：“过去就是过去了，我没亏，他也没逃。我们俩都用自己能承受的方式结束了。” 她没有翻篇得轰轰烈烈，却活得干干净净。 赵本山净身出户，不是英雄式的大度，只是知道你亏欠过谁。 葛淑珍接受补偿，不是贪心，而是明白自己该争的不能少。 这段婚姻没有赢家，但两个人都选择体面收场。 不拖、不闹、不伤害、不依赖，各走各的路，各自熬过命里的寒冬。 感情散了不可惜，可可惜的是很多人散场时忘了尊重。 成年人的爱情不是永远不分开，而是分开了还能不丢人。 真正难的从来不是在一起，而是散得坦坦荡荡。 该给的给了，该拿的拿了，不抢、不赖、不纠缠，然后各自把生活过成自己希望的样子。 苦日子过去了，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日子。 能这样说的人，不是没受过伤，而是终于学会了靠自己站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