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不怕，甚至期待再次跟中国发生战争？因为日本设想的是，中日冲突的战场无论怎样都会在中国或朝鲜半岛，而不是在日本本土。这种想法延续了一千多年，这种思维已经刻进了他们的战略骨子里。 把时间拉回到公元663年，白江口之战爆发。这场战役，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交锋。当时，唐朝与新罗联合，对阵日本与百济联军。在白江口，唐军以少胜多，将日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一战，让日本见识到了唐朝的强大实力。 那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的第一次正面硬刚，当时的日本还顶着“倭国”的名号，为了扶持百济残余势力对抗唐朝，倾全国之力拼凑了四万多兵力，赶着一千多艘战船气势汹汹地扑向白江口。 与之对阵的唐军，兵力只有一万三千人，战船数量更是不足两百艘，从纸面数据看，倭国与百济的联军占尽优势。倭军将领见唐军船少，当即下令全线冲锋，想凭借数量优势将唐军船队冲散。 唐将刘仁轨早已看穿倭军的鲁莽，他指挥船队迅速变换阵形，以左右两翼形成合围之势，将慌乱的倭军战船死死困在江口狭窄水域。倭军战船本就体型小巧、结构简陋，被唐军大船一撞就摇摇欲坠，慌乱中更是相互碰撞，彻底失去了机动能力。 紧接着唐军发起总攻，火箭密集射向倭军战船，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四百多艘倭军战船瞬间变成火海。 倭军士兵要么被烧死，要么跳水溺亡，江面飘满了尸体与残破的船板，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把倭国打得心胆俱裂。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让日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天朝上国的军威，但这场惨败并没有让他们认清侵略的本质，反而催生了一种畸形的认知。 唐军打赢后并没有顺势登陆日本本土，只是彻底瓦解了其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种“只打军队不攻本土”的结局，给日本统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定只要不在大陆战场恋战，自家本土就不会受牵连，哪怕打输了也只是损失海外兵力，国内根基依然稳固。 战后日本立刻派遣大量遣唐使赴唐学习，表面上是臣服纳贡，实则在暗中研究唐朝的军事战术与政治制度，为下一次“出海”做准备，这种“战败不亏”的心态从此扎下根来。 时间流转到十三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派遣大军东征日本，看似打破了日本的本土安全神话，实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战略迷思。 第一次东征时，元军舰队在博多湾遭遇台风，大部分战船沉没，残余兵力被迫撤退；第二次东征同样因台风折戟，日本将这两次侥幸逃脱称为“神风护佑”。 他们选择性忽略元军已经登陆九州岛的事实，反而坚信本土有“天险”加持，外来军队根本无法长久立足。 这种认知让日本更加笃定，只要把防御重点放在海上，就能将战火阻挡在本土之外，大陆战场永远是“外线战场”，输了大不了退回岛上重整旗鼓。 到了明朝中后期，日本的这种思维开始付诸实践。大量日本浪人与武士组成倭寇，横渡东海袭扰中国东南沿海，他们在浙江、福建等地烧杀抢掠，把中国沿海变成战场，自己的本土却始终安然无恙。 明朝军队虽多次围剿倭寇，但战场始终局限在中国领土，这种“战火烧在别人家”的模式，让日本更加坚信自己的战略判断。 即便丰臣秀吉晚年发动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攻明朝，其核心思路依然是“战场外移”——先占领朝鲜，再以朝鲜为基地进攻中国，日本本土则作为后方基地，全程远离战火。 虽然万历朝鲜战争最终以日本战败告终，但这种“本土无忧”的战略惯性并未被打破。 甲午战争更是将这种迷思推向了顶峰。1894年，日本蓄意挑起丰岛海战，战火从朝鲜半岛迅速蔓延到中国东北与黄海海域。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主战场在大东沟海域，日军舰队虽有损失却始终将战火烧在中国沿海；辽东战役里，日军占领旅顺、大连，在中国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而日本本土却从未响起过一声炮弹。 《马关条约》的签订让日本攫取了巨额赔款与大片领土，这种“战场在外、收益在己”的暴利，让日本彻底沉迷于这种侵略模式。他们更加确信，只要精心策划，就能永远让中国成为战场，日本则坐收渔利。 抗日战争时期，即便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日本的战略思路依然没有改变。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战火从东北烧到华北，再蔓延到全国，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相继沦为战场，数千万中国平民在战火中丧生。 而日本本土除了后期遭受美军轰炸外，在战争前期始终处于绝对安全的状态，这种局面进一步固化了他们“本土不会受战火波及”的认知。 即便战败投降，日本右翼势力也从未反思这种战略思维的荒谬，反而将战败归咎于“美国参战”，而非自己的侵略本质。 把视线拉回当下的日本列岛，这种延续千年的战略迷思正在以更危险的形式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