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哈军工院长陈赓办公室冲进一个女孩，她大声问：“凭什么不录取我，我就要上。” 屋里那位瘦削的老将军抬头，笔往桌上一放，眯眼打量她：“你谁家的孩子？” 姑娘挺了挺背：“左太北，左权的女儿。” 她攥着衣角站在门口，手心全是汗——为了这一天，她在灵境胡同来回走了三趟，才敢抬手敲那扇漆皮有些剥落的木门。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太行山谷的炮弹声里，三十七岁的左权倒在突围路上，距离女儿左太北两岁生日只剩两天。 那时刘志兰抱着襁褓中的孩子，还在窑洞门口念叨“打完这仗，他该回来看一眼”，报信的人站在阳光下，影子把她的脸遮得看不清。 左太北对父亲的印象，大多来自彭德怀的讲述。 冬天的夜里，彭伯伯坐在火炉边，讲长征时左权如何背着伤员行军，讲百团大战时他三天三夜没合眼，地图上的红铅笔线画了又改。 她趴在桌边听，看着炉子里的火苗一跳一跳，觉得父亲就像那些火，烧得旺，也烧得久。 学校里她成绩总在前几名，老师常摸着她的头说“像你爸爸，是个好苗子”，同学知道她是左权的女儿，递作业本时都会轻轻说一声“谢谢”。 一九六零年夏天，高考成绩出来，她的分数远超哈军工录取线，老师拍着她肩膀说“稳了”，母亲开始给她准备去哈尔滨的棉衣。 可别人的录取通知书都贴在教室后墙了，她的信箱还是空的。 电话打到招生办，对方只回一句“政审没通过”，再问就没人接了。 她把自己关在屋里翻政审表，手指停在“直系亲属”那一栏——左棠，左权的二哥，那个她只在户口本上见过名字的人，当年跟着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 在那个强调阶级成分的年代，亲属关系往往是道硬杠，多少和她一样的孩子，因为父辈的旧关系被挡在理想门外。 她对着镜子练了半宿问话，第四天清晨揣着政审表复印件出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是要走后门，是要问个明白——父亲用命护着的国家，凭什么容不下他的女儿？ 老将军听完她的话，猛地一拍桌子，搪瓷缸子在桌上跳了一下：“胡闹！老左的女儿，政审怎么会不过？” 等他戴上老花镜，一条条看完材料，手指点着“左棠”那个名字，叹了口气：“你这孩子，跟你爹一个样，实诚得让人心疼。” “一个远在台湾、从没见过面的亲戚，不该挡你路。”陈赓当即让人打电话，“我陈赓用脑袋担保，左权的女儿，政治上绝对过硬！” 一周后，印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通知书，终于躺在了她家的信箱里，边角被邮递员的手指磨得起了毛边。 毕业后她进了导弹研究院，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图纸上的线条比发丝还细，数据算错一个小数点就得重来。 工资不高，她却每月拿出三分之一寄往太行老区，那里的山路她小时候跟着母亲走过，如今要让孩子们走得稳当些。 二零一九年六月，七十九岁的左太北在北京去世，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左权穿着军装，抱着襁褓中的她，背景是太行山的窑洞。 照片背面有行铅笔字，是刘志兰后来补的：“北北，你看，爸爸笑得多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