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1981 年四川荣县法院，56 岁的黄茂才接过无罪判决书时，手止不住地抖。 这声喊冤没有被当场淹没，行刑暂时中止，可彼时的核查之路布满荆棘。黄茂才的身份太过特殊，1948年4月他进入渣滓洞担任看守，这个履历在建国初期的清查工作中，几乎等同于“特务”的铁证。 没人愿意相信，一个国民党监狱的看守会和革命烈士站在同一阵线，他的辩解在堆积的“嫌疑材料”面前显得格外无力。最终，死刑改判无期徒刑，他带着“反革命”的帽子走进了监狱，这一待就是十余年。 很少有人知道，黄茂才踏入渣滓洞本就是一场无奈的选择。出身四川自贡荣县佃农家庭的他，1944年为逃避抓壮丁，经人介绍进入相关机构做司书，后来辗转被安排到渣滓洞当看守。 初到监狱时，他也曾受国民党宣传影响，对狱中“犯人”抱有戒备，可日复一日的相处让他逐渐看清真相。这些被污蔑为“匪”的革命者，大多温文尔雅、团结互助，尤其是同乡江竹筠，即便遭受老虎凳、夹手指等酷刑，被抬回牢房时十指血肉模糊，也从未吐露半个字。 江姐的坚贞不屈像一记重锤，敲碎了他被灌输的谎言，而难友们主动为他织毛衣、缝补衣物的善意，更让这个本分的年轻人彻底动摇。 在江姐和曾紫霞等人的开导下，黄茂才下定决心弃暗投明。他开始利用看守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充当秘密信使，化名为黄克诚、张力修等，先后为江姐、胡其芬等难友带出20余封重要信件，还悄悄带回药品、生活必需品，甚至把江姐儿子云儿的照片送到她手中。 1949年春节，他趁当班之机打开牢门，让难友们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狱中联欢会”，用微弱的光点亮了魔窟里的希望。后来因与难友接触过密被人告发，他在1949年10月被遣散，临走前还冒险带出了胡其芬写给党组织的“最后的报告”，为营救工作传递了关键信息。 重庆解放后，黄茂才回到家乡，本以为能回归平静生活，却没料到昔日的看守身份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缺乏直接证人与物证，再加上特殊历史时期的紧张氛围，他的功绩被忽略，过错被放大。1964年他提前释放，可“特务”的标签并未摘除，乡亲们异样的目光、背后的议论，像无形的枷锁压得他喘不过气。他食不下咽，夜不能寐，却始终没有放弃自证清白的念头。 1978年，时代的春风吹遍大地，黄茂才重新燃起希望，一次次向法院提起上诉。为了寻找证人，他四处打听，终于得知曾紫霞在华西医科大学任教。 当他带着满心忐忑找到曾紫霞时，这位当年的难友毫不犹豫地答应作证，还联络了其他幸存的革命者，共同写下证明材料寄往相关部门。证词清晰还原了黄茂才当年传递情报、接济难友的种种事迹，那些被他带出的信件、组织的联欢会，都成为洗刷冤屈的铁证。 历经28年的漫长等待，正义终于到来。1981年，拿到无罪判决书的那一刻，黄茂才的手抖得停不下来，纸张上的每一个字都像滚烫的火种，灼烧着他积压多年的委屈与辛酸。 这张判决书不仅还了他清白，更认可了他当年的正义之举——他不是加害者，而是在黑暗中传递光明的无名英雄。 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它既有烈士们用鲜血铸就的丰碑，也有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遭遇的沉浮。黄茂才的遭遇提醒我们，铭记历史不仅要缅怀英雄的牺牲，更要秉持公正之心，还原每一个历史参与者的真实面貌。 没有天生的英雄，也没有绝对的恶人，在特殊的年代里，黄茂才选择站在正义一边，用微弱的力量对抗黑暗，这份勇气值得被铭记。而迟到的正义虽历经波折，却终究彰显了法治的温度与历史的公正。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